时代 | 从脏乱差重庆到高大上陪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城市建设

1937年11月20日，随着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重庆的陪都时期，是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期，是城市发展纳入整个中国与国际视野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文化的转型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国民政府需要将其作为首都来建设，重庆就这样被动地纳入了国家视野。

重庆作为内陆城市，开埠较晚，直到1929年2月15日重庆市政府成立，重庆才正式建市。1937年重庆成为抗战时期的陪都，开始扮演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角色。但是，重庆作为现代城市的建设发展时间短，随着人口大量内迁更加凸显的卫生、交通等多方面的问题，与战时首都的形象格格不入。

 排队等候公交车的市民

首先，是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重庆城市旧有的老式排水设施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历经几个世纪仅是修修补补，从未进行过全面改造。此外，重庆城内所有的粪便都是使用开放式的沟槽排污，或是以人挑粪桶的方式运出去作为肥料，垃圾也常常集中堆放在城内小巷或沿江等地方。一般市民更是缺乏环境意识，常常随意倾倒垃圾。散落在城里的垃圾堆和遍地未收拾的垃圾，让重庆弥漫在恶臭之中。一到下雨天，街面更是排水不畅、污水长流，以致臭气熏天。即使是市区中的公园，四周也都是垃圾堆、死老鼠。这样的卫生环境成了老鼠的天堂，城内鼠满为患。在重庆大学任教的外教常能在房间抽屉里发现硕鼠，有人甚至戏称重庆的老鼠比人还要多得多。

其次，是落后的交通和混乱的交通秩序。重庆因为地处山地，地势崎岖，马车行驶多有困难，因此，本地人多以轿子、滑竿、黄包车（人力车）等代步。因此，在当时重庆为数不多的马路上，街面上就呈现出了大小汽车、人力车轿同时并行的状况。加上抗战大内迁带来的人口激增，重庆的交通更为拥挤，秩序更为混乱。当时，重庆市区上、下半城的马路只有两条，一条由过街楼至南纪门，一条自两路口经南区马路至菜园坝，交通非常不便。1938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在体验到重庆交通之苦后写道：“从上清花园到城里去，要一个小时左右的人力车或轿子。”开办于1934年的市内公共汽车，至1938年仅有10余辆，且运营线路较长，致使乘车相当拥挤。公共汽车行驶于朝天门、过街楼及曾家岩一带。而每一站，候车者都有数十百人。等车子行驶到站时，车内已经是人头簇拥了，站上乘客想要坐上公共汽车，只能拼命地挤。据《重庆指南》介绍，1938年底，重庆市内有：营业汽车54辆，人力车2091部，脚踏车193部，轿夫4000余人。如此交通状况，实在是难以满足战时重庆市民的出行需要。

恶劣的公共卫生与混乱的交通秩序与重庆市民有直接关联，重庆较差的市民素质是重庆旧城负面印象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陈公博内迁重庆后认为，重庆市民全无修养，不懂礼貌。从前，四川人称呼外省人为下江人或脚底下人，与人谈话，又多自称“老子”，而外省人乍听此称谓，以为带有人身侮辱之意，隔阂、误会由此产生，引起不少无谓纠纷，重庆市警察局曾为此特令查禁“下江人”之称谓。除了语言上的粗俗外，重庆市民也不注意环境卫生。除了随意倾倒垃圾外，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也屡见不鲜。陈公博就感叹：“重庆的马路、大街、小巷，无处不发现人家抛掷弃物，我在早晨和黄昏的街上散步时，无处不发现涕痰。”此外，重庆的社会风气也不甚严肃。不正当的娱乐、不必要的消费很多，大量苦力和游民的鸦片烟瘾很大，城市的社会隐患颇重。在城内比较阴凉的街头巷尾，“掷色子”“人人宝”“红绿宝”等小赌，到处皆是。市内郊外，乞丐很多。很多乞丐正是从鸦片瘾民而来，他们蓬首垢面、皮包骨头，纠缠不休地追随行人乞讨。

重庆既然已经成为了战时的首都，国民政府就必需将其当作首都来建设。随着重庆进一步地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国民政府对重庆的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1939年至1943年间，蒋介石频繁地发布了各种手令，内容涉及重庆的市政建设、城市景观、公共卫生等诸多细节。重庆城市逐渐从硬件、软件上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与景象。

国民政府首先加强了城市的公共交通建设。1938年7月，国民政府重庆行营要求重庆市政府对市内各街巷“切实筹划，彻底改善”。在严厉督率下，市政府设立工务局，专门增加了道路工程规划、测量、验收的技术部门，成立了三个测量队。经过一年多工作，市政府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重庆道路规划进行了大幅调整和修改，提出了城市发展的“道路网计划”。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名义亲自审批，并下令在报刊上公布施行。1938年初，市政府开始修建自两路口至浮图关的两浮公路。同时修筑的还有市区的三大马路，即由临江门经定远门达劝工局段；由段牌坊经玉带街、雷公咀、三圣殿达磁器街段；由临江门沿嘉陵江而上达大溪沟段。8月，市政府又令工务科会同马路工程处翻修城区都邮街、关庙街、较场口、大梁子、小梁子等支马路。至此，重庆城区马路干、支线基本形成。

抗战时期，重庆市区的新辟道路主要有民生路、和平路、五四路、大同路、中华路、临江路、中一支路、凯旋路、健康路、两浮路等，还有重建的沧白路。1941年底，市区都邮街广场建成通车，环绕广场，新建成的道路向西直到上清寺、曾家岩，向北连接临江门等嘉陵江沿岸地区，向南经凯旋路（正在修建中）和中兴路连通下半城至长江沿岸。新修道路如民生路、和平路、五四路、大同路、中华路、临江路、中兴路、凯旋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该广场从此成为市区道路枢纽，重庆重要的商行、金融部门集中在这里及附近，形成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地带。城市中心向都邮街广场街域转移，逐渐发展成为如今中外闻名的解放碑街区，市区新格局基本奠定。

 重庆大轰炸后在废墟上重建的沧白路

改善公共卫生条件是改善城市面貌的重要环节，也是当时重庆市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抗战伊始，市政府改公安局为警察局，由其组建市清洁大队，负责城区清理道路工作。1938年11月，成立重庆市卫生局，具体管理医疗和环卫工作，重庆环卫治理步入一个新阶段。重庆卫生局成立卫生局清洁总队，在市区划定6个工作区，其职责包括清扫道路、免费挨家挨户收取垃圾、清除市内外旧垃圾堆、道路洒水、设置废物箱等。市健康委员会组建了卫生稽查队、灭鼠工程队、粪便管理所、垃圾处理站等机构。同时，重庆市政府也开始了整治维修市区排水渠道、增修城区公厕、推行饮水消毒等工作。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增加，重庆街道的公厕、垃圾箱、果皮箱、痰盂和功能简易的垃圾处理场等设施由少到多，逐步发展起来。1939年市政府决定对公厕实行公建和民建并行，到1942年，除修复了日机炸毁的厕所外，还在市区马路旁新修厕所20个。从1940年开始，市卫生局监制防空洞专用木质厕所162个。为了确保公厕的清理、完好，1943年后，根据行政院方案规定，市区每保都要修建厕所，并依照行政院所颁布之全国公厕标准图建造。此外，1942年至1943年，市警察局还在人烟密集的街道上新制了木质废物箱和木质石灰痰盂各1000多个，制作木质废物箱悬挂在交叉路口的电线杆上，供过往行人使用。战时，重庆市没有垃圾站，各保自设垃圾箱、凿制垃圾坑供住户商店倾倒垃圾。1939年，市卫生局还专门购置垃圾运输船23艘，停靠在南纪门、金紫门、望龙门、朝天门、嘉陵码头、千厮门、储奇门、临江门等码头，负责市区垃圾运输。

 整洁的街道和秩序井然的人力车队

除了加强重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外，国民政府也注重加强移风易俗工作。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所在地，“中外人士瞩目之区，一举一动不仅能移风易俗，且为全国楷模”。由是，移风易俗的新生活运动在重庆大力推行，并覆盖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改变了重庆的城市形象和市民的生活面貌。1938年冬，鸦片就被查禁了；1939年，重庆发布《禁止出售赌具案》，进一步查禁赌博行为。在节约抗战的倡导下，厉行节约的理念贯穿到重庆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吃饭等已经被要求节约，饭店吃饭不准浪费，吃不完的允许客人打包带走。市民的服装异常朴素。妇女服装，黑布最多，杂色很少，且都是国货，尤其多为土产。街上的商店之门，均有“购买舶来品是莫大的耻辱”等标语。同时，都市餐饮卫生也大为改进，饮食店中有专门查究卫生的人员，鱼肉鲜货摆摊也有时间上的规定。市民们也积极锻炼身体，重庆市党部国术训练处甚至专门指导，不收取学费。城市秩序也大为改善。在一些集会场所，墙壁上张贴着“禁止大声喧哗”、“禁止衣冠不整”等宣传标语。街上的行人大都能遵守靠左边走的规则；即使是集会的时候，成群的人也能鱼贯而入，鲜有冲突。

新生活运动的推行给重庆带来新气象，奢华的传统结婚典礼逐渐被更为经济节约的集体婚礼所取代。从1939年开始，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开始组织集体婚礼。这种中西合璧的新式婚礼省去了传统婚俗的繁文缛节，仪式上设主持人、主婚人、证婚人，新郎穿中山装、新娘着旗袍，或男方穿西装、女方披婚纱，在礼堂举行仪式；仪式结束后，摄影师为新人拍照作为永久的纪念。这种中西合璧的结婚仪式时尚而又不铺张浪费，在战时首都重庆逐渐推广流行起来。

 战时首都重庆举办集体婚礼时的盛况

1939年2月19日，抗战期间重庆的第一次集体婚礼在市商会大礼堂举行。集体婚礼当天，市商会大礼堂布置得非常喜庆，台上高悬霓虹灯装饰的大红“喜”字，桌上郑重摆放着一本本婚书。16对新人入场后，排列在台前。新郎身穿藏青色中山服；新娘穿统一定做的蓝底印花长旗袍，戴白色手套，捧着鲜花。婚礼开始，乐队奏乐，证婚人证婚、发婚书，夫妻相互行礼。最后，一对对新人在礼堂外集合，照相留念。这样的婚礼，既时尚隆重又经济节约，受到当时许多年轻人的欢迎。1939年，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办了9次集体婚礼。从1936年3月至1949年9月，前后共举行了52次。1942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还特别发布《集体结婚办法》，表明对推行此项工作的重视。起初市民对此持观望态度，1936年时的第一、第二次时分别只有9对、5对参加，之后不断增多，到1949年元旦第49次，参加者竟达91对。连与汉族习俗不同的回民对此种形式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重庆的战时首都时期，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伴随着抗战内迁，重庆的城市化进入了“超常规”发展期，城市规模空前扩大，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经济及产业规模也因沿海工业的内迁而迅速膨胀。为了适应城市发展，建设与陪都地位相吻合的城市形象，国民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民移风易俗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逐步改变了重庆的城市面貌和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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