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人民的名义》的作者，和祁同伟有着一样的出身，却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周梅森，人们所熟知的身份是：顶级作家、金牌编剧、《人民的名义》编剧暨作者；

而在此之外，他还曾是：下井矿工、杂志编辑、改革开放下的地产商、中国最早一批股票大户，挂职出任过市政府副秘书长。

从“错字连篇”的小矿工到“众人瞩目”的大作家，很多人觉得周梅森的人生活得像个传奇……

其实，他真实的经历，才是一局真正精彩的“胜天半子”。

1956年，周梅森出生在江苏扬州。贫穷，是他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小时候特别苦，吃不饱，尤其是1960、1961年，煤矿周围的榆树皮都被扒下来吃了，所有榆树都死了，还吃杨树的花，北方叫‘毛毛虫’。”周梅森回忆说。

不仅人挨饿，连天上飞的鸟都饿得往下掉：“记得有次我和弟弟就捡了几只奄奄一息的麻雀，瘦得就剩皮包骨，我们把麻雀放在沸水里烫烫就吃了。”

三年自然灾害后，又赶上十年浩劫。周梅森所在的学校也跟着停课。打架斗殴、拉帮结、拼命玩耍……这是周梅森记忆中浑浑噩噩的少年。

直到14岁，子顶父职的他当上了一枚半工半读的矿工。周梅森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的一次转机。

当矿工虽然工作辛苦，但在当时却是个不错的工作。

因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普遍很高；且每月九块钱的工资和一年一套的工作服，也是笔不小的财富；再加上编制稳定，算得上是响当当的铁饭碗。

曾经，周梅森也一度想牢牢抱紧这个饭碗。

但也正是那个时候，周梅森与文学也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某次他从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那儿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前面少了十几页，后面少了十几页。但有一行小字赫然清晰，即：“你用剑征服世界，我要用笔征服世界。”

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本书就是赫赫有名的《巴尔扎克传》，但那行铿锵有力的小字，让少年周梅森很是触动。

如今，周梅森在他所有的履历上，学历一栏，依旧大大方方填着：高中。

有记者采访他时，他进一步笑说：“我其实高中都没毕业，初中也没学好。”

那次与文学触电后，周梅森当即开始提笔写作。

“那时候没有稿纸，我在下井的时候就专找包炸药的纸。炸药纸一般要涂一层蜡，涂蜡之前要切下来很多碎纸片，就在那上面写。”周梅森说。

在那样的稿纸上，他写下了人生的第一部小说，名为《煤乡怒火》，总共25万字。

“但我那时总共掌握的汉字也就三千个左右。”他说。

如今他自评“那就是一堆垃圾文字”、“我都不敢看”。但在那时，尚未真正见识过这个世界的周梅森，“却以为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堪比半部《红楼梦》”，他信心勃勃地把稿子寄给了当时顶级的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希望落空……

但当时周梅森依然不停地写、不停地投，投了被拒、拒了再写。由此倒是和当地的邮递员都混得很熟，他们一看到他的信，隔着一条街就开始大喊：“周梅森，稿费（废）稿费（废）。”其实不过是种调侃。

他总大包大包地寄出，又大包大包地收回。周围的人都觉得这人又轴又二。

他们说：如果周梅森要能成为作家，那这个世界就奇怪了。

命运的拐角出现在1979年。

凭借着一股惊人的毅力，在从未被认可的绝境下，已坚持写了六七年的周梅森，终于有两篇文字见刊，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按他的话，是“非常意外地”被发表了。

但也正是因为这两篇文字，被省级杂志《青春》看到。当时的新中国人才奇缺，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青春》杂志也由此向他抛来橄榄枝。

可当时，当矿工的周梅森已有了相当不错的收入，“我是技术工种，相对轻松，算是很好的。而如果去当编辑，每个月至少要少拿20块钱。在当时，20多块是很多的，相当于一个年轻工作一个月的工资。”

可周梅森还是坚决要走。

如今年过六十的周梅森，对当时的这样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我当年基层单位的一个支部书记，送我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周梅森啊，你走了以后肯定后悔，你的工资永远也涨不过你那帮同学们。”

许多年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想起当时的情境始终万千感慨。

“事实上，我那些留在煤矿里的同学全都下岗了，生活费也就是三四百块，好的四五百块。”

命运始终青睐不断超越、不贪安逸，保持进取和自我挑战的人。

正式成为杂志编辑、进入文学界的周梅森，因为已有多年的基础，写作很快开始显山露水。

他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书籍《沉沦的土地》发表在1983年，一发表即引起了轰动。

此后，他相继出版了《黑坟》《军歌》《大捷》《国殇》等一系列历史与战争题材的作品。不仅获得了文坛主流的认可，且被当时的文学界评论为“现象级作家”、“周梅森现象”，即作家凭借史料和想象力，也可以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从1983到1993年，他相继出版了12部小说，其中有3部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可正当声明鹊起时，周梅森却又主动选择了自己人生的另一拐点：下海经商。

有人说，周梅森下海是为了解时事、掌握时代发展的脉络，但他自己否认：“我下海就是为了赚钱。”

虽说当时改革开放的浪潮下“遍地是黄金”，可事实证明，这黄金并非唾手可得。

周梅森选择的项目是当时大热的地产，他来到广东惠阳的淡水，据他回忆，那是全中国第一个把土地分割成邮票大小卖的城市。

他当时和人合伙买下一块七八十平方米的地，盖了六层。为了让上层空间更大，从第二层开始逐层向外飘。盖出来像纪念碑、也像塔。“结果旁边楼看了，也都跟着我们这样干，最后房子建出来都不能开窗户”，“也没有地下排污系统”。

按他自己的话说：“我创作的开头搞了一堆文字垃圾，之后又造了一堆建筑垃圾。”

普通人转行遭遇失利和重创，如果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索性浅尝辄止、很快放弃，但周梅森偏偏是个不服输的人，他骨子里甚至越挫越勇、热血澎拜，永远雄心万丈……

这之后，他陆续尝试过别墅项目、承包过高速公路修建、卖过鲍鱼、差点倒成飞机、成为中国最早一批股票大户……简直是哪里有中国式的开发，哪里就有周梅森的足迹。

后来他自己总结：

虽不曾暴富，但也到底实现了经济自由。

真正厉害的人，是无论命运给了你什么，我都有本事剔除糟粕、拎出精华，把劣势转化为优势。

周梅森正是如此。

他在商写商、从政写政(后曾挂职出任过市政府副秘书长)，按照他自己的话：“我长期以来的做法是，每进入一个新的平台（领域），就会在这个平台之上写出一系列新的作品。”每一段经历都在他笔下转化为成功的素材。

他坦言，如今名声大噪的《人民的名义》，正是源于自己的一场官司：“我持有徐州当地一家银行的股权，被代持的民企朋友违规抵押了。”这是大风厂股权纠纷的原型。

在此之前，周梅森在文学圈其实是个争议人物，很多人不看好他写的东西，说他的作品“离现实太近、未经沉淀、看不清楚”、“不符合文坛主旋律”、“题材太过敏感不易出彩”。

可他自有自己的信仰：“多年之后，我重读《巴尔扎克传》，更坚定了走批判现实主义之路的信念。”周梅森说，文学作品要想影响人，就必须在社会生活的现场，而这个现场”，就是现实主义，即真实的生活。

事实证明，这一局，他又赢了。

从当初孤注一掷的“弃工从文”；他靠选择与毅力，赢了第一局；到后来他下海、从政、做自由投资人，又以自己的经历和执着地对生活的介入，赢了第二局……他才是真正“胜天半子“的那个人。

《天局》一书的作者矫健，曾这样解读过“胜天半子”：这其实是一种追求正路上的极致主义精神。可惜，祁同伟只读懂了一半。

选定内心的方向，千回百转炼到极致，即为人生的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