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一条铁血丝绸路：张骞输出钱财，后继者们输出兵力

千载风沙，但往事从未被尘封。

汉使的故事，从大名鼎鼎的张骞开始。张骞认为“蛮夷俗贪汉财物”，所以要使用贿赂政策。只要通过贿赂方式，就足以让这些贪财的西域小国背匈投汉，如此便可以“断匈奴右臂”。于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着上万头牛羊、大量金银和丝织品。这场“金元外交”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证明钱只要撒得足够大方而且到位是足以在关键时刻买得忠诚的。

但唯一要提防的是这些贪财好色的西域小国两头通吃，就像乌孙国王一样，他除了是汉家女婿外，也是匈奴的女婿——在听闻汉朝将一名公主嫁给乌孙王后，单于也如法炮制送去一个，乌孙王将汉朝公主立为右夫人，却将单于女儿立为左夫人，按照西北部族以左为尊的习俗来看，汉朝不过是给年老的乌孙王送去了一个小妾。

但至少，汉帝国与西域的关系是建立起来了。张骞在他的金元外交出使之后不久，就于公元前114年去世了，他的慷慨大方给西域留下的印象太深，以至于他的封号“博望侯”成了出使西域的汉使的通称。但之后的汉使远没有张骞这般客气和谦虚，就在张骞去世的三年前，卫青和霍去病大败匈奴，匈奴本身也发生分裂，就在其去世的这一年，帝国西南大患南越被讨平臣服，内忧基本解除，三年后，公元前111年，被后世历代传颂咏唱的两座雄关“玉门关”和“阳关”设立，这两个明显带有军事色彩的关隘表明了汉帝国对西域的一项新政策的推行——军事征服。从此，从这两道关隘出关前往西域的汉使，带在身上的，不止有金银，还有刀兵。

油画，汉匈战争，西汉初年对匈奴的一系列战役，双方各有胜负，前后历经130 余年

 

常惠：常态化的军事干预

“入羊五，其二睪，三大羊⋯⋯出鞠三石，以治酒之酿，入鱼十枚，受县，入豉一石五斗，受县；今豉三斗；出鸡十双一枚⋯⋯出牛肉百八十斤⋯⋯”

如果你觉得这段记录很奇怪，那就对了。这其实是一份食簿，是悬泉置出土的大量汉代简牍中的一节，记录的是公元前60年长罗侯常惠，送公主出塞远嫁乌孙前，路过悬泉置时，驿站署吏招待常惠一行人的食品供应簿。

从记录中可以看出驿站为常惠一行所提供的食物之丰盛，但再没有哪个人，比常惠更有资格享受这一顿丰盛的大餐——四十年前，常惠为了汉使这个名衔，曾饱受饥寒交迫之苦。那时他和后世大名鼎鼎的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却不意遭逢匈奴昆邪王姊子缑王发动的叛乱，两人双双被扣，在接下来十九年的时间里，常惠与苏武一起过着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的幽囚生活。直到公元前81年，匈奴与汉朝和亲，常惠才和苏武一起还朝。后世津津乐道的苏武飞雁传书的故事，其实也是常惠为从匈奴脱身而暗中教给和亲汉使的计策——换言之，这个机智故事的本身并不存在，但常惠却因其忠节机智而名声大噪——一顿大餐实在只是对常惠所受困苦的微不足道的补偿。

但常惠的胃口并不止于此。也许是因为匈奴对其的苛待，所以常惠一直主张对匈奴采取强硬政策。公元前72年，已经成为汉家女婿的乌孙因为匈奴侵略，而向老丈人求救。常惠被派遣出使乌孙，开始了他的西域汉使之路。

与张骞初使西域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从公元前111年玉门关和阳关设立之后，汉帝国对西域的政策就已经由单纯的金元和亲向军事干预转型。前104年，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这次出征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大宛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其政治意义更为深远——长达四年的战争“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被认为是整个汉帝国历史上最烧钱的一场战争，最后获得的汗血宝马只有数十匹而已，但其真正的意义，诚如《汉书》所言：“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

土库曼斯坦汗血宝马

到常惠的时代，汉帝国对西域的军事干预已成常态。这次为了从匈奴手中将乌孙“解放”出来，常惠一面动员乌孙王发全国一半精兵，约有五万人，一面请汉朝发骑兵15万，联合夹击匈奴，这次战争大获全胜，常惠回朝的战利品除了“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骑将以下三万九千人，得马、牛、驴、骡、橐佗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之外，还有一个额外赠品，一颗人头。

这是龟兹国贵臣姑翼的头颅。龟兹原本是西域一个不甚强大的小国，却夹在汉帝国和匈奴之间反复数次。当初贰师将军李广利攻破大宛回军时，曾赶上入汉为质的扞弥太子赖丹作为汉使出使龟兹，作为人质。这种人质之间的交换是维系汉帝国与西域，以及西域各小国之间不稳定和平状态的一种方式，其实不过是用投鼠忌器的方法来避免可能产生的冲突。但龟兹王在姑翼的进言下，居然派兵攻杀赖丹。

汉使被杀，就连龟兹也觉得有些过分，于是上书请罪，当时汉朝正着意其他事，所以没有出兵。这一次，常惠在班师回朝途中，提出要为赖丹报仇，可以借大军回师，顺道击破龟兹。汉宣帝本人没有同意，但是帝国真正的执政者霍光却暗示常惠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动。

常惠发西国兵两万，龟兹东国兵两万，再加上乌孙的7000士兵，打算三面夹击龟兹。但在合围前，常惠先派使臣去谴责龟兹王袭杀汉使的罪状。在汉军强大的军事威胁下，龟兹王屈服了，他把姑翼活着交给常惠，后者则带着他的头颅凯旋。

张国强油画作品《和亲》图，汉初的“和亲”政策保证了和平的边疆关系外，也推动了两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冯奉世：“矫制”论功过

斩首这种事，在汉代占据着一个特别荣耀的地位。按斩首的数量（比如斩首万余级）和质量（获单于首）不同，赏赉亦各有等差。但当前65年，出使大宛的汉使冯奉世将背叛汉朝的莎车王呼屠征的首级献上时，得到的却不仅仅是封赏和颂扬，还有质疑的声音。

按理，斩获了莎车国王这般等级人物的首级，即使是封侯赐金，亦不为过，但问题在于，冯奉世的这次斩首行动，并没有获得皇帝的诏令许可，而是暗自定计，擅调军队，这就使这场斩首行动除了要冒军事风险外，还加上了“矫制”罪名的危险。

但在冯奉世看来，这场风险冒得相当值得。冯的祖父，就是以“冯唐易老”而大名传于后世的冯唐。这位古稀之年方才得以出仕的名臣，除了“易老”之外，还有一段名言流传后世，那就是他在给汉文帝上书议论征讨匈奴的战策时，提出的“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也就是后世熟知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汉代版本。

几乎可以肯定，祖父这段名言，对冯奉世在处理莎车国问题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作为大宛汉使的冯奉世，听说莎车国杀掉了曾在汉朝作为质子的亲汉国王万年，另立亲匈奴的呼屠征为王，并杀死了莎车汉使奚充国后，便即刻与副手严昌定下计策，以汉使符节向西域列国征召了一万五千名士兵，南北夹击莎车，攻拔其城，迫使莎车王自杀，又主持另立亲汉的莎车王万年的昆弟为王。冯奉世的军事冒险收获匪浅，除了平定了莎车的叛汉造反，还彻底威伏了西域南道诸国，等到其抵达大宛时，名声早已先著，诚惶诚恐的大宛王特意将一匹龙象马奉上，以为向汉朝输贡效忠的表示。

汉宣帝听闻这个消息后，本来也兴奋异常，特意召见当初举荐冯奉世的将军韩增，祝贺其“所举得其人”，还下令封冯奉世以爵秩。皇帝的封赏本来也得到了丞相和将军的认可，甚至上书引用《春秋》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则颛（专）之可也。”如此，冯奉世的矫制罪名，可以无虞了。而封侯赐金的赏赉，也是触手可得。

但少府萧望之的上书却使皇帝改变了主意。萧望之是汉初辅弼刘邦夺取天下的一代名臣萧何的后代，而其本人则以治儒家经学而闻名于世。名臣之后与经学传统，很可能正是导致萧望之在处理实际政务中恪守礼数的原因。这自然也会带来好处，例如呼韩邪单于来朝时，正是萧望之力排众议，坚持以宾礼而非臣礼对待单于，让其朝见时位在诸侯王上，使呼韩邪单于倍感汉朝恩遇，从此罢干戈而进玉帛。

脱西克吐尔烽燧，维语意思为“带孔的烽火台”，位于罗布泊北岸的楼兰古道上

但在处理冯奉世的问题上，萧望之却认为冯奉世本职是奉使大宛，但出兵莎车，却是“擅矫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但最触动君心的，可能是萧望之对冯矫制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警告——假使日后的汉使个个都以冯奉世为楷模，争先矫制发兵，用以徼功万里之外，那么定然会“为国家生事于夷狄”，为防微杜渐，冯奉世不宜受封。

冯奉世最后还是被封关内侯，但不是因为其平定莎车之乱，而是因其征羌有功，但实际上冯之后的征羌战役在军事上并不成功，因为未几羌族再次变乱，远没有之前莎车行动，影响深远。冯被封侯时，已至暮年，一年后便去世了。“矫制”成了冯洗脱不掉的污点。

但“矫制”究竟是多大的罪行？在后人看来，“矫制”，即是“伪造圣旨”，实在是十恶不赦之罪。但将伪造圣旨上纲上线成大逆不道，罪该万死的，乃是在明清时期方才如此。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简牍里有关于“矫制”的法律条文，如此记载：

“挢（矫）制，害者，弃市；不害，罚金四两。”

换言之，矫制罪的处理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弹性，在最高刑罚弃市和最低刑罚罚款之间游走，其处罚标准完全依害与不害而定。冯奉世的矫制行为不仅无害，而且有功，但擅调军队，毕竟是君主眼中大忌，所以一经萧望之提醒，冯奉世也就只能按功过相抵而论了。

 

陈汤：当军事惩罚遇上儒家教条

正如萧望之所警告的那样，仅仅在冯奉世去世后两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就步冯奉世的后尘。公元前36年，自以为大国的郅支单于，在犯下了袭杀汉使谷吉，数度攻击汉帝国的保护国乌孙，并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的罪行后，又将汉朝派往康居的三名汉使拘留。种种行为，终于挑动了汉帝国的神经，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计划发西域屯田吏士及乌孙众兵组成联合军团一举攻破郅支单于，按照陈汤的说法，此一役将会使“千载之功可一朝成也”。小心谨慎的甘延寿希望将这个计划先行陈奏朝廷，但陈汤却认为“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坚持直接发兵。在两人不和的状况下，陈汤擅自发兵，并且在甘延寿发觉后，还拔剑威胁其说：“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一天的时间里，陈汤就已经犯下矫制和胁迫上官两项重罪。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甘只能附和陈汤的冒险主义。

这次战役远比当年冯奉世的莎车行动要险绝得多，冯当初只是用军事恐吓的方式迫使莎车王自杀，但陈汤和甘延寿却实实在在地和郅支单于大战一场。根据《汉书》的记载，在这次战役中，单于亲自披甲上阵，周围还有他那群能弓善射的数十名阏氏夫人护卫。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夜半，从围攻战一直到城内的近身肉搏战，最后单于被射中鼻子，被创而死，汉军大获全胜。

战功煊赫，“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当然，最重要的战利品，自然是郅支单于那颗丢了鼻子的脑袋。

你听说过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千古名言，正是出自陈汤和甘延寿在战后上奏朝廷的奏疏中。这封奏疏还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将郅支单于的首级悬于长安蛮夷邸间，“以示万里”。

丝绸之路遗产点克孜尔尕哈烽燧，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汉武帝时期，西域归汉朝版图，因此烽燧制度也在西域地区实施

但就是关于这颗宝贵首级的处理问题，却和那句名言一样，成了一个千古笑话。当朝执政的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繁延寿认为，按照《礼记·月令》的说法，春季是掩埋尸体的季节，所以“宜勿悬”；但车骑将军许嘉和右将军王商却引用《左传》，称当初孔子夹谷之会，诛杀优伶，首足异门而出，是在盛夏，所以单于的脑袋，也可以悬挂十天。这场寻章摘句式的“脑袋争论”，直到一千七百年后，还被冯梦龙收在《笑史》的“迂腐部”里，特意点评说，除了悬首不合圣人春季“掩骼埋胔”的教导外，要问一问斩首郅支单于，是不是也不合《礼记》秋后问斩之律。关于单于脑袋的迂腐争论和冯的刻薄评论让几百年的中国人都大笑不止。

陈汤和甘延寿的矫制问题自然成了争论的热点，萧望之当初对冯奉世的矫制论又拿出来加到了陈汤和甘延寿身上，认为陈、甘的冒失矫制行为，不加诛戮，已是大幸，“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所以不能封赏。但刘向，这位以编订《说苑》、《战国策》而闻名后世的经学家，却上书称甘、陈比当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的功绩还要大，希望还是对其封赏。最后皇帝听取了刘向的意见，封甘延寿为义成侯，陈汤爵关内侯，还加赐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庙，并大赦天下。

《汉西域诸国图》，南宋景定年间，雕版墨印，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本图主要反映了汉代西域诸国分布以及交通路线。图中形象地表示了天山、葱岭、北山、南山、石山和积石山及其名称，并清晰地绘出中国通往西域的两条路线，全图还标注了地名七十多处，该图对研究西域地理沿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似乎一切都很圆满。但故事远没有结束。陈汤的矫制罪不过是被暂时压了下来，但还一直存在。同时，他还被指控在征讨郅支单于后，贪污康居财物。贪污本身不是一个大罪名，因为在汉末，贪污本来就是官场上的寻常惯例，无足见怪。但正因为每个人都会贪污，所以贪污也就可以成为对手用来打击政敌的靶子。陈汤真正犯下的唯一罪行就是他得罪了当朝权贵石显和匡衡，所以他贪污的事情才被暴露出来，作为打击他的靶子。

甘延寿本来也会分担这场罪责，但他以死亡的方式逃脱了这场迫害，于是所有的罪名就都被加到了陈汤身上，在之后的数年里，他被指控贪污纳贿，惑众不道，褫夺官爵，流亡边塞，直到临死前才回到长安。死时，一贫如洗。

楼兰古城遗址中部的三间房，据考证，这里曾经是魏晋时期西域长使府的官署

直到数年之后，建立新朝的王莽曾追念陈汤的功绩，但更多是因为陈汤曾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拉过他一把，所以将陈汤追封为“破胡壮侯”，但这不过是又一个基于儒家经典的政治宣传。就像王莽坚持将“匈奴”改名为“恭奴”一样，这种恪守儒家华夷之大防教条的政策，自然激起了匈奴和西域诸国的反感，从张骞以来历代汉使苦心孤诣建立起的对帝国对西域的控制，也在这种教条政策下走向崩解。

汉使的嚣张伟业，就此告一段落。但大漠千载长风，总有步追前贤的后继者。就像葡萄、黄瓜、大蒜一样，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每一丝细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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