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运会追打裁判事件：是什么点燃了孩子们的怒火？

浙江省运动会U15追打裁判事件持续发酵，这是继广东省运动会疑似假球后，中国青少年比赛再次暴雷。本来强调重在参与的青少年比赛，怎么就屡屡出现问题，在奖金、金牌及拿证的背后，又存在什么样的利益链条呢？

输球后追打裁判：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场比赛是浙江省运动会乙组U15的决赛，金华队对阵宁波队。开场不久，金华队即取得两球领先，宁波队在补时最后时刻扳平比分。点球大战中，金华队屈居亚军。赛后，愤怒的金华小球员不仅追打裁判，在领奖时还全部跪下以示抗议。

金华队不满的焦点是，补时6分钟本就过长，还延长到7分钟，待对方扳平后，裁判立即吹响结束哨音。

一些重看录像的专业人士观点是：补时6分钟是因为下半时有补水时间，延长不到1分钟，是最后时刻阶段有担架进场，金华队有球员受伤，裁判可能存在瑕疵，但说他是“黑哨”有点过份。

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金华球员的学生家长举报，该比赛裁判长陈某是宁波人，而执法这场男足乙组决赛的主裁判则是宁波队教练高某的学生。经考证，并非事实全部。

拿不了金牌压力山大，压力谁给的？

作为本届浙江省运动会的东道主，金华队的目标就是多拿金牌。尤其在足球方面，他们的投入巨大，希望能染指冠军。

按照多家媒体和知情人的消息：乙组已经是浙江全运会男足项目的最后一个组别，也是金华队夺金的最后机会，他们对这个冠军非常渴望，无论是教练组还是球员，甚至家长们，都背负了不小的压力。

此前在省运会丙组（U13）的决赛中，金华队无缘决赛，宁波队4-3点球战胜杭州夺冠。甲组（U17）决赛中，金牌大热门金华队又2-3爆冷输给了台州队。这样一来，重担就来到乙组（U15）全队的身上，这也是他们赛后集体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台州在男子甲组的比赛中，刚刚击败金华夺冠

无论是在全运会的省队还是省运会的地方队，大赛前，各地都会有明确的名次和金牌目标，惯例是有底线无上线，比如保多少名，力争多少名，保证多少金牌，力争在某项项目上拿到几块金牌，几块奖牌等等。

没有省市队会嫌弃金牌太多和名次太好，就像没人会担心自己钱太多花不完一样。不能忽视的另一面是，从各地代表队，再具体到各个项目队，一旦达不到预期和目标，表现失常，传统项目上丢冠丢牌，那赛后一定是要进行总结甚至检讨的，而带队的教练和负责人，可能还要降级和被调任，负责的领导也要担责。

竞技体育不是公益活动，就是为了争夺第一和金牌，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当金牌和成绩成为衡量教练和带队者唯一的标准时，大家的压力只能一层层递减，于是就来到球员身上。

足球冠军=4块金牌百万奖金，大家都想要

奥运会比赛的团体运动中，比如篮球和足球，虽然夺冠后，球员是一人一块金牌，但在金牌榜上，也只计算一块而已，和其他小众的单人金牌，在数量上没有区别。

可在全运会和省运会中就不是如此了，2021年的陕西全运会，足球夺冠算做4块金牌，而此前足球冠军算3块。在8月的广东省运会，广州U15与清远的争议决赛中，冠军是算作3块金牌。

除了金牌外，最实际的就是金钱了。拿到冠军当然有现金奖励的。

根据近3年来浙江各地官方发布的《竞技体育奖励办法》来看：金华市2019年公布的标准是拿到奥运会前三名的奖金依次是：50万元、25万元和15万元；世锦赛和全运会前三名是10万元、8万元和5万元。

到了省运会上，单项个人金牌2万元；集体项目第一名至第六名，每人按一枚金牌的30%（6000元）奖励。换算成冠军是4块金牌，那么每人的奖金达到2.4万元，这里的每人不仅包括全部球员，还包括教练组、工作人员等等，以30人的标准来看，总奖金是72万元。这在浙江省内还是标准比较低的。

以2020 年台州市的奖励标准为例，省运会团体项目每枚金牌的奖励是20万元，这意味如果足球夺冠，那就是80万元。

以上的这类标准，是官方明码标价的奖励金额。如果最终夺冠，包括一些赞助商也会慷慨解囊，全队总奖金上升到一百万，并不困难。

当然，拿到银牌也有一定奖励，但是与金牌和冠军相比，缩水程度很大，仅奖金可能就要少了20万到30万元。

家长球员拼了命的想拿证：到底为了什么？

具体到球员和家长上，即使分到几万块奖金，但说实话，相比常年训练大笔投入的精力财力，这仅仅是杯水车薪，他们最看重的是拿证。

对于想在中国足坛混下去的中国球员来说，级别认证是一个跨不去的坎，很多时候，比金牌更为重要。

在进阶程度上，最基础的是少年级运动员，之后是三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际级运动健将。总共6个级别，每个级别的申请条件都是不同的。

举例来说，少年级运动员申请的条件是：凡代表省辖市、专区、直辖市的区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足球比赛的少年运动员；一个少年队，在一个年度中，参加过二十场正式比赛的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申请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参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足球比赛的各队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标准更高：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的比赛中获得第一至四名的各队运动员，申请人数不超过全队的50%。此外，参加全国青年联赛、甲级和乙级联赛等其他比赛，也能申请二级运动员。

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残酷的现实是，足球这个项目成材率极低，对于很多小球员来说，他们多数都很难踢上职业联赛，并以此谋生。所以中国小球员的退路就是如果足球不行，我还需要继续上学，先拿到文凭这个敲门砖。

(图)本次击败金华U15夺冠的宁波队

这里还有一个现实，中国家庭中，如果孩子从小就在文化课上表现出天赋异禀的能力，那家长99%都不会让他投入到足球运动中。另一面，那些投入到足球训练的孩子，占用了大量时间、精力，又很难保证成绩，在学习上不掉队。

这并非没有解决办法，自初中开始，无论是那种市级重点校还是普通学校，都有一类特殊学生，他们被称为体育特长生，只要有了这个名头，未来在升学中就会获得特别照顾。

那么问题又回来了，如何成为体育特长生呢？拿证啊！

规定要求，只要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基本就能成为体育特长生。如果履历中，还有在省运会级别夺冠的经历，那路会更好走一些。

按要求，拿到前四名，球队中不超过50%的球员都能拿到证。这里忽略了一个细节，即理论上拿到的名次越高，全队可申请的人数也越多。有知情人透露，冠军球队和第四名球队申请拿证的名额，相差是不少的。

还是举例来看，以23人的标准，如果冠军球队有40%的拿证名额，那么至少有9人可以申请二级证，如果第四名只有25%，可能只有5人，可见名额抢手程度。

拿证和奖金分配：里面的猫腻没人说得清

既然奖金诱人，证书抢手，大家都虎视眈眈，物以稀为贵的情况下，谁来分配，如何分配，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3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很多省市这种比赛的奖金是平均分配的，上场没和上场的球员，拿到的钱是一样的。后来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大锅饭变成了多劳多得，本来是好事，但也滋生了一些问题。

如今各省市奖金的分配，都是由教练组评定后逐层上报，被批准后下发。实话实说，这里谁拿得多谁拿得少，即使有稍许不公，也不会太过份，计较的人也不多。

到了发证环节，可不是这么简单的。程序上，依然是教练组评定后上报名额，批准后下发。

可是选谁不选谁，回旋的余地就很大了。首先足球是集体运动，除了队中的核心球员，比如一届比赛的最佳射手，理应拿证外，其他人怎么选，主教练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比如在二选一的情况下，一名是表现出色的后腰，一名是稳健的门将，你要选谁呢？

据身边一位参加过省运会及在职业梯队效力的前球员介绍，这种情况下，产生私下的串联和所谓黑幕太正常不过了。他说：20多年前，网络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很多决定发证的比赛前，教练会直接安排陌生人进来，这些人有的根本不会踢球，比赛时甚至也不会上场，但最后就会拿到二级证。

他还介绍，现在的情况是，踢球孩子们的家长没几个差钱的，差的是关系和人脉，所以在这种大赛前，求着教练帮帮忙啦，拿出点诚意，也不是新鲜事。

还是这位前球员的回忆：这种掌握发证权力的教练，也分两种人，一种“人品”还算好，会直接告诉你，名额已经定了，就别花冤枉钱了，另一种来者不拒，最后按最高价成交，有的会把钱退你，有的根本不退。

这种情况就没有人举报吗？首先家长给教练送钱时，双方谁也不会说明。

“这钱给您了，麻烦把证给我们吧”，

“没问题，这钱我收了，证保证给你”

要是都这么说，早就被人举报了。

双方都是心照不宣。家长往往表示：这钱是感谢您的，赠予，不求您办事，你别多想。

一些教练的回应更为科学了：这钱我自己不能要，我今天收下了，这钱我给孩子买点训练设施，给他买个国外高科技的训练系统吧，全用在您孩子身上。

你看，这样一来，收黑钱的证据就不好收集了不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不仅是这种事关发证的比赛，有一些私下交易。在疫情之前，每个省市的梯队常组织去海外打一些比赛，即使这种名额，有时也需要找关系花钱的。

当然要说明的是，这类触犯道德和法律底线的教练，我们相信应该是极少数的。

小球员是被裁判激怒，还是证书奖金让他们失控？

再回到这次浙江小球员追打裁判的事件上，退一步讲，即使裁判出现了误判及偏袒的行为，那么这些15岁以下的孩子们就该如此激动，打裁判就是应该的吗？当然不是。

作为职业梯队，自接受专业训练以来，第一课就是规则的学习，尊重敬畏规则，包括在场上服从裁判的判罚等等。

很多人忽视的细节是，在球员追打裁判的同时，看台上有一名疑似家长的女子，情绪似乎比球员们还要激动，高喊着“打死他”，打死他！。

这种集体失控的情绪，导火索很难用“黑哨”等裁判因素来解释。那些赛后叫嚣着“打得好，应该给他裁判打进医院，中国足球就有希望”的人们，只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当场比赛的裁判，只是一个背锅侠，大家愤怒情绪的一个出口而已。

就像层层剥开洋葱一样，喊着“裁判伤害了孩子”，“孩子们这么多年努力白费了”的言语，只是表象，真正让大家失控的是事关前途的那个证书

谁在伤害中国足球，谁在伤害孩子们？

当热爱被功利代替，当全力比赛的目的是为了金牌和证书，你要这样的孩子们，长大后如何能成为真正的足球人才？

上一次发生球员大规模追打裁判的事件，是在2009年的7月，当时第十一届全运会上，天津队输给北京无缘晋级后，暴力追打裁判何志彪。随后多人遭遇重罚，将何志彪推倒的赵世桐终生禁赛。

能让球员们愤怒至极的除了判罚因素外，导火索是，赛前已经上级有明确要求，一旦球队成绩不达标，除了少数球员会上调泰达一线队外，球队就地解散，球员即将失业。换位思考，如果你的饭碗和前途，被系在一场比赛的胜负上，你能保证赛后心平气和的开始新生活吗？

与之相似的是，浙江省运会的比赛中，这批孩子们在15岁以下，马上就到了从初中升学的关键阶段，如果拿不到关键的二级证书成为体育特长生，未来升学并不容易。这种步步紧逼下，球员和家长怎能不急？

早在几十年前，很多专业人士对于中国足球发展和成绩问题，就尖锐的提出：要从体制上改变，才有希望，足球不该成为地方的政绩工程，搞好青训的目的，不是为了第一和冠军。

如今很多很多年过去了，中国足球的“金牌战略”、“证书问题”愈演愈烈，对比同样一肚子委屈的中国家长和裁判，到底谁在伤害中国足球，谁在伤害中国足球的花朵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