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颠覆尧舜禅让的历史真相？司马迁笑了

今人把《竹书纪年》中关于尧舜传位的记载用“惊世骇俗”“颠覆三观”的评价直指《史记》的“不真实”。司马迁站在2000多年前从容地打开《史记》，淡淡一笑：颠覆不颠覆，《太史公书》就在这里。

司马迁是睿智的，也许他已经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人们会拿五帝说事儿，颠覆尧舜禅让的古风。所以在《五帝本纪》后的“太史公曰”，清楚地交代了《五帝本纪》的创作依据：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段只有只有200多字的说明，可以说是辞约意丰：

司马迁感叹撰写《五帝本纪》的难度，虽然学者们称颂“五帝”，但那个时代太远了。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典籍就是周朝的《尚书》，但《尚书》只记载了尧以后的历史。黄帝、颛顼、帝喾的行事不见经传。如此，各种黄帝的传说都流于荒诞。孔子传下来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读书人有的也不传习。

司马迁对典籍的占有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1.家学渊源：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叙述了自己的家史：“司马氏世典周史。”远祖时期就是周朝的史官。春秋时期，司马氏到了晋国，后来到了秦国。他的先人有的当过诸侯国的国相，有的作白起的幕僚，坑杀赵长平军，返回后被赐死。之后几代人都在秦国为官。秦亡，楚汉时期司马氏归汉。

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司马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子承父业，司马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太史公。

2.拥有完备的秦朝史书

人们之所以说《竹书纪年》“真实”，原因之一是他比《史记》早近200年。

注：据考证《竹书纪年》是在魏安釐王(？─公元前243年)的坟墓中盗掘到的。司马迁生活的年代大概与汉武帝相始终。汉武帝刘彻卒于公元前87年。

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秦朝的国家档案馆被汉完好地保护了下来。这要感谢一个人——萧何，《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以上两点至少说明，司马迁占有的史料并不比修纂魏国历史的史官少。

二、司马迁告诉后人，《五帝本纪》的第二史料来源是实地考察

本人之所以敬重司马迁，主要被他求真务实的精神所感动。公元前126年，20岁司马迁，胸怀继承父业的大志，暂时中断经传史籍的诵读，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历生涯，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壮游的路线，西南到四川、云南，南到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东到山东曲阜、泰山，西北到过甘肃、北到察哈尔，登过长城，所到之处大都是历史风云席卷过的地方。所以，司马迁的游历不同于今天人们玩山玩水的旅游，而是在太史公父亲的指导与安排下的一次

对历史人物“考之行事”，对历史事件“网罗天下放失之旧闻”

（《报任安书》）的考察采风活动。

司马迁跋涉在乡间古地，将流落民间的古书史记和民间口头流传的历史故事、轶闻一件件地搜集、记录，然后分析、鉴别、整理、选择，成为后来撰写《史记》的重要资料。

他到过空桐，路过涿鹿，东到过大海，南渡过长江、淮水，所到过的地方，这些地方都留下过五帝的足迹。那里的长老还口头流传着黄帝、尧、舜、禹的传说。而且，司马迁还发现当地风俗教化与别处都有不同，是五帝德教潜移默化的结果。

三、司马迁告诉后人：《五帝本纪》的第三史料来源是《春秋》《国语》等前代文献

司马迁经过研读发现、这些文献对《五帝德》《帝系姓》的阐述很清楚，只是人们没有深入探究。其实，这些文献的记述是具有可信度的。《尚书》虽有残缺，但散失的记载却常常可以从其他书中找到。

其中关于尧舜之德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人论述过：

管仲，齐桓公称霸时的宰相，比孔子早100多年。他在《管子?形势解》这样称颂道：

“尧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誉之而不厌，久远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来之。”

战国时期的墨家，曾被孟子嘲笑过，但他清楚明白地阐明了尧舜禅让，《墨子-尚贤下》：

“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

也就是说，称颂尧舜的不光是儒家，就连“杂家”《吕氏春秋》也给予高度评评价：

“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後，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

由此，司马迁上古之书《尚书》中、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加上自己的实地考察资料，对《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的撰写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谓是胸有成竹，水到渠成。

四、司马迁预言，如果不好学深思，真正领会意思，想对浅见寡闻的人说明白，肯定是困难的。

司马迁当然不会指责今人“浅见寡闻”，但“浅见寡闻”之人什么时候短缺了呢？

毛主席是敬佩司马迁的，他同情他的遭遇，但他对他的评价会使他含笑九泉的：

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