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美国经济领域的混乱和心理因素的抑制使改革困难重重

引言

即使像瑟曼·阿诺德这样对社会愤愤不平的人，也对政治家杰出的智慧抱有信任。他洞察到法律制度背后肮脏的东西，但他并未对法律的精神失去信心，甚至还赞叹“法律的伟大”。

1893年，华德在《文明中的精神因素》中指出：倘若和这些十恶不赦的罪行相比，人们在没有管制的时候偶尔犯下的罪行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劳工们过低的薪金、从事十多个钟头弯腰屈膝的劳动、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职业病和过早衰亡，所有这些通过公平原则就可能预防的罪行，在一年之内就远远超出在前一百年间所造成的罪行。倘若说扩张物质力量、践踏人权必须禁止，而扩张精神力量在法律上必须得到承认，那也并非合情合理而是荒谬绝伦的。

关注失业率和劳工的悲惨状况，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起码的道德责任感。但罗斯必须继续努力解决的是，为什么经济学家的调查报告和改革者的为民请命，都不能促使政府采取有效措施？

为什么经济领域的混乱和心理因素的抑制同样使改革困难重重？罗斯指出，改革困难重重的第一原因在于传统的心理因素。对于偷盗、强奸、虐待儿童、谋杀等个人犯罪现象，美国法律处理起来得心应手，而新出现的社会化罪行则属于非个人范畴，传统的美国法律是无能为力的。

不仅如此，宪法的规定也过于笼统，难于识别役使童工、滥发股票以及食品掺假这类罪行。新出现的犯罪行为缺少美国传统最善于识别、处理的那些罪恶特点，而且犯罪分子表面上大多是社会各界“德高望重”、“乐善好施”的名流，他们侧身于政坛与企业之间，而这个体系内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形成，传统的规范对它暂时无可奈何。实际上，新形势下出现的社会化罪行并非个人的行为，也没有恶意地违背美国精神，所以，没有人对此过于警惕。

关于这一怪现状的重新定义，在法人组织机构的活动中才能找到。罗斯分析，法人组织机构只尊重法律，而对道德观念置若罔闻。

公司可能犯下生产次品、贿赂政府官员、违犯劳动保护法等罪行，而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并不因此而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公司是一个法律上硬性规定的实体，它所代表的是少数股东对利润最大化的贪心，他们往往不会因为公司出现任何道德问题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是，过分指责公司在法律上的责任不分明仍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方案，因为最大的症结在于受害者本身。

根据宪法的规定，受害者是有权对公司进行监督的。可惜他们大多数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要么不知道公司是法律的产物，可以受制于法律，即使知道了这一点，也无能为力。最佳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利用舆论这一有效的监督方式，让舆论充分反映新出现的社会化罪行，让公众不断意识到这种罪行有违新时期的美国精神，才有可能使它最后被定义为非法。然而，舆论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强大的功能呢？首先给舆论下一个完全正确的定义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该怎样理解它呢？难道它真的像华德和罗斯断言的那样，充满了理性的品质，是可以统筹和规划的吗？实际上真是如此吗？

帕斯卡的名言“人不过是会思考的芦苇”，曾经使一代又一代唯心主义政治家们痴迷。格雷厄姆·华莱斯坚决反对这类说法，他还苦口婆心地劝大家千万别受其迷惑。他曾严肃地声明，我们必须克服夸大人类的理智性的毛病，才能重新以探讨人性来树立自己的政治思想，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有多少政治理论家和改革者们在政治生涯中受舆论威力所误导，最终致使自己的政治生涯走向不归路。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早期著作《舆论》中便研究了这一问题。他这样写道：

舆论作为一种有影响力量的东西，其名称本身大概就应该是美国的政治著作家们特别关注的。怎样使政府展现共同意志，怎样预防共同意志阻碍政府目标的实现，都是舆论必须明察秋毫的。按照原始观念，人们盼望舆论在第一个问题上加强引导，在第二个问题上顺应。对舆论性质的认识，那些经验丰富的政治活动家应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了，高谈阔论的政治理论家与一些学者教授们却依然坚守着舆论的理性特征，并给予高度的肯定。

李普曼指出，舆论是一种杂乱、不确定、存在于瞬间的非理性的、不值得信赖的东西，是一种钻牛角尖或以幻想作为材料的伪证推论；

它受当时情绪、经验、欲望等左右，经常使用一些象征并靠一些辅助元素，对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它经常由于沾染一些故弄玄虚的新闻渲染而被搞得不清不楚；

它经常为某些政客所利用，被居心叵测的团伙拐骗。在欧洲大陆，这种观点曾被顾勒·蓬、塔德大力推崇。不过，让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是佩雷托和米歇尔。

他们一个在意大利，一个在德国，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赞成“团伙论”的人绝对应该引起警惕，并不值得信赖。“团伙”在欧洲社会是一个非常龌龊的词语，公众把团伙看成是所有罪恶的温床，结果不是堕入死亡就是走向反动。欧洲在1930年代－1940年代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被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是最有力的佐证。这确实是历史给欧洲人无可辩驳的结论。不过，美国的历史结论要积极得多，美国人一贯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问题，也不清楚“团伙”在欧洲人那里的真正内涵所指。

具有美国政治倾向的杰出代表人物李普曼和阿诺德认为，处理任何事情，都应该理性第一，感情第二。《舆论》一书在重要的位置也旗帜鲜明地标出“诉之于理性”的倡导。李普曼这样写道：

倘若龌龊、狂热的风气不再占上风，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失败，倘若悲观论没有压倒人类必定走向未来的自信的话，那么，我们将比现在更加出色。任何悲观论都是不足为训的，詹姆斯启示我们，与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所有梦想永远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这种观点直到现在也成立。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暴行是如何演绎的，不可思议的是，暴行具有不可预知的特性。因此，人类是不会愚昧到如此地步的，为了对尚未来临的一场战争的恐惧，而让杰出的智慧、勇猛的精神、不懈的奋斗白白浪费，不再去开辟永恒春天的明媚！

即使像瑟曼·阿诺德这样对社会愤愤不平的人，也对政治家杰出的智慧抱有信任。他洞察到法律制度背后肮脏的东西，但他并未对法律的精神失去信心，甚至还赞叹“法律的伟大”。

他对私人企业非人道的做法进行曝光，分析了国家企业不信任高效率人才，但提倡人道主义精神的矛盾，他的调查研究并没有武断地说这种矛盾现象无法排除。他写道：

因悲观论而悲观是毫无意义的。我坚定地认为，在法律意识和经济因素方面，公众正在转变自己全新的观念，循序渐进营造出一种全新的气象，在这种气象笼罩之下，对立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盲点或许即将消除，一个能量强大、实事求是，甚至信奉机会主义的政党也许会成为新的统治阶层。

众所周知，联邦党人曾经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需要一个特殊的统治阶层，后来的提倡改革文官制度的社会精英们也一再鼓吹这种观点，但最终只不过是鸦掠树林，留下几声聒噪而已。

美国需要的是非常优秀的公民，美国的公民要具有杰出的素质，他们应该明智、现实、稳健、勇敢、成熟、有远见，他们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使联邦繁荣富强，可以英明地理解政治应该以经济为基础和前提，

应该非常善于克制自我意识的膨胀，乐于进行各种不同类型的实验，对于政治家的才能和煽动家的聒噪一目了然，他们应该高瞻远瞩、胸怀远志、深谋远虑，可以泽及子孙后代，尽管这些要求过于完美。

结语

美国人一贯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问题，也不清楚“团伙”在欧洲人那里的真正内涵所指。在欧洲政治中举足轻重的非理性思想，在美国政治中并没有被认可。在对1930年代的政治进行观察、研究后，李普曼、瑟曼·阿诺德得出的并非全都是失望的结论，尤其是对当时的民俗、民风进行研究后，他们发现了深埋其中的希望的曙光。虽然舆论喜怒无常，毫无规律，丧失了最起码的理性主义素养，但以此说舆论在政治世界中已不重要，甚至已经消失，也是不正确的。而赞成“团伙论”的人也依然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