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官家肥马走不动，百姓尸体犬争食

秦汉时期，疆域辽阔、经济文化快速发展，饮食的内容和方法，也是在飞速进步。这是我国古代物质文化发展蓬勃向上并达于鼎盛的时期，饮食文化也得到充分发育。

经济繁荣饮食发展

1.生产力发展

在秦汉以前，先民依靠刀耕火种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着，效率低，产量低。自从冶铁牛耕技术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有着质的提升。加之官府也重视农业，奖励耕战，推广农田水利，粮食生产大幅度提升，农业及林、牧、副、渔各业发展为饮食提供了物质基础。饮食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到汉代，“今闾巷县佰，阡伯增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累肉而归。”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2.食物品种繁多

由于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饮食资源得到了广泛的开发，粮食作物除三代已有的品种诸如麦、黄米。大豆、小米、麻等外，还有高粱荞麦、青稞、豆类等；汉基出土的蔬菜和水果有菱角、小豆、葫芦、节头、黄瓜、木瓜、西瓜。蕃茄籽、桔、梨、橙、柚、槟榔等二十余种；调味品有姜、桂、花椒、胡荽、紫葱、大蒜等等。

只有在饮食资源相当充足的基础上，才能较为随意地烹杀牛、羊、犬、求等牲畜，入们才有可能去贪享酒食。

富人更开始追求各种难得之味，捕小鹿、雏禽，吃小羊羔、尚术长成的锥鸟。动物等，他们甚至能吃上温室中培养出来的韭菜等，农业的发展为饮食提供了更多的资源，而且不是生长季节，亦能吃到温室中培养的蔬菜。

3.饮食器具

手工业的发展为饮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器具。秦汉以前饮食器具十分简陋。到汉代，“富人以黄金、白银、玉米做器“，中产之家也用麻布制造的器物和蜀郡工官用金银饰口的杯子。有钱人家业往往更倾向于金银饰品，手工业的发展使使用价值不再成为人们选用饮食器物的唯一标准，而趋向有较高欣赏价值和显示其社会地位的奢侈器具。

这些农副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一道流向市场，促进了饮食行业的发展。与以前相比，汉代饮食行业更加兴盛。各种生食、熟食都能从市场上购得。

地域经济差别

地理环境如气候、土壤的差异，使各地区的出产也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的长久积累，便造成各地区人们饮食上的差异，从而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饮食习俗和传统。在我国最明显的地域经济差异就是南方与北方两大地域的差异，因而南北饮食习俗便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早在汉唐时期这种差异就已有突出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化形成不同的饮食文化及其集中体现的不同菜系。

南北饮食差异在用料和对待食品的态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北方食馔用料多为陆产，有牛、羊、猪、鹿粟、黍、枣等。而长江流域则以稻米为主食，其地方风味，用料多为水产禽类，及野鸭、雁等。这种差异沿袭至汉代仍然如此，“楚越之地”，“饭稻羹鱼”。《史记货殖列传》，仍以稻米和水产为重要饮食原料。

因而在对待食品的态度上，好恶亦有较大差异。孔丘和吕不韦分别代表了北方和南方两种饮食口味，孔丘不食鸭尾、鸡肝、雁肾、鹿胃等；吕不韦则认为鸭尾、猩唇、象鼻等是难觅的美味隹肴。

官职与饮食

汉唐时期官吏俸禄一般较为优辱。居官而富贵，饮酒食肉是顺理成章、毫不足怪的。《战国策》载“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梁肉期而粱肉至”，可谓普遍现象。汉鲍宣上书，说:“陛下攉臣岩穴……岂徒欲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汉书鲍宣传》大官即太官，为宫廷御厨。做了官就能享受美食，毫不掩饰。

官职越大，俸禄当越多，所食越丰，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士人干禄为政的敲门砖，特别是隋唐确立科举取士制度之后，士人孜孜以求学业有成，从而一举登第走上仕途，更是发奋学习儒家经典。为此国人更以“学业未成，不听食肉”相期许，激励子女“勤学问以干禄”。这样通过为政的途径，将勤学问与食肉联系起来，把精神追求与物质享受结合在起，构成了古人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每个年轻人都会认识到，好好读书做官，便能吃饱吃好，这在底层民众心中种下了希望，便更加用功。

饮食与社会思想

饮食不单纯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维系群体意识，显示等级地位。饮食中的某些内容和方式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在饮食生活中体现了人们的社会观念。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饮食生活中有着最为突出和敏感的体现。

《汉书朱买臣传》记述：西汉时朱买臣曾拜中大夫，后被免职“待诏”，常依从会稽郡衙门的守门人“寄居饭食”，饱受人们冷落。及至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仍穿了旧时的衣服走进衙门，正在“群饮”的胥吏们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朱买臣还像往常一样到守门人那里吃饭。后来他们发现朱买臣已被任命为太守，于是纷纷“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

富人饮食

汉唐时期饮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先秦以来，食肉者为贵族，食藿者为平民，因而“肉食者”与“蒙食者”也就成了两大不同阶级的身份代称。

汉唐上层阶级，以宗室、贵族富豪、地主等，他们以追求山珍海味，纵情享乐为荣。当然，也极其少数的一部分上层能够居安思危，乐善好施，赈济饥民的就更是难能可贵了。但是，一琼厨金窟，无处下箸饮食奢糜，才是汉唐时期地主阶级的普遍现象。当时奢侈成为时俗。东汉郭况，是光武帝皇后之弟，“累金数……其内宠者，皆以玉器盛食，故东京谓郭氏家为‘琼厨金窟’。”

豪门贵族以奢侈享乐为荣，极为攀比。在那个时候，不论公私宴席，都大搞排档，桌子上的菜摆满足足有几丈长，山珍海味必定穷极全力去寻找。《晋书》西晋太傅何曾“口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他的孩子何劭有过之而无不及，“食必尽四方珍异”，每一顿饭就用钱一万。近万钱的饭菜，竟然还嫌弃没有好下筷子的菜，搜集了四方奇珍也还不满足。上层统治者的奢华享乐可见一斑。

他们不仅饮食规模庞大，饮食质量高，还以乐侑食。酒妓、饮妓、歌妓成为贵族豪富们奢侈饮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据《太平广记》李绅邀诗人刘禹锡至第饮酒，“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陵从事张郎中至第，李绅亦“命妓歌以送酒”。

吃饭喝酒还必须有人陪，贵族生活奢靡之至。

普通民众的饮食

汉唐时期，农民、奴隶、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士卒、役夫等人是社会的底层。广大的劳动者生活艰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是“四时之间，亡日休息”，不日不夜地工作，累倒也无人心疼。《汉书食货志》他们的基本生活状况，仍然是食不果腹，不得温饱。真的是不禁让人叹息。

在普通劳动者的日常饮食中，肉食是相当难得之物。《太平御览》载，东汉初，“天下新定，谷食尚少”，赵孝得到一点谷即相当珍视，舍不得吃，夫妻不过“共茹蔬菜”以充饥，遑论肉食了。这与上层统治者酒池肉林的奢靡生活显得格格不入。

两汉贡禹曾指出:“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所食，人至相食。”下层民众要么饥饿而死，被野兽吃掉，要么像牲畜一般，人吃人，人间一副残破凋零的景象。而统治者却有肥马，食粟肥得走都走不动，必须每天拉出去蹦跶，以散其充溢之气。这样一番上下层的对比，赤裸裸地显示出贫富差距之大，这就是封建社会一幅阶级差别与饮食差异的形象生动的对照场景。

汉唐时期的1127年间。

据不完全统计，较大的自然灾害有1509次。其中旱灾352次，水灾329次，地震216次，蝗灾115次，霜雪雹灾183次，饥疫130次等，平均每年受灾134次。

灾害频仍，而战争等人为动乱亦常常发生，政局动荡不宁。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脆弱的经济根本承受不起这些灾害的冲击。唐代韩愈在《论天早人饥状》中写到诸县遭亢旱“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寒馁道途，毙踣沟壑。”因歉收所获无几的粮食都被输纳，甚至无粮的也要被追征，普通劳动者只好以能勉强吞咽的草木、树皮、果实等充饥。

总结

两汉是我国大一统王朝长治久安的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饮食原料，使我国人民的饮食生活有了定程度的提高。但其中贫富饮食差距仍比较明显，广大的基层民众生活并不甚美好。

参考文献：

[1]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N].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0

[2]桑晓菲.汉代饮食审美文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