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谁挡了严复的晋升之路？

撰文：姜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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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师管驾学生二十人，以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为最出色。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

——斯恭塞格

1

从严复的牢骚说起

光绪五年（1879）夏天，严宗光（后改名严复）结束了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两年的留学生活，乘舟归来，先在母校福建船政学堂工作，经陈宝琛举荐，次年被李鸿章调往天津水师学堂执教，从此在该校服务了二十余年。

严复常常抱怨晋升缓慢。作诗自嘲“当年误行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即英文是横写的而非中文是竖写的，暗指留学外国不能在科举上取得功名。他后来因翻译西书名满天下，一些学者便想当然地认为，严复满怀爱国激情和专业知识，只因没有巴结李鸿章，才落得怀才不遇的境地。

谁有证据，证明李鸿章压制了严复呢？

其实迄今没有找到，只是顺着严复的牢骚猜测而已。

青年严复

关于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经历，他的公子严璩在《侯官严几道先生年谱》中称：“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岁。直督李文忠公经营北洋海军，特调府君至津，以为水师学堂总教习，盖即今教务长也。……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 这句话，后来被解释成“事实上他担负了总办（校长）的责任”。

我从档案中发现，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前期任职，职务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从没有担任过总教习。

严璩又说严复于1890年由“直督李公（鸿章）派为总办水师学堂”，也不对。因为从1887—1893年，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一直是吕耀斗，严复任总办是1893年底以后的事。

几十年来，研究严复的论文连篇累牍，却从来没有人关注过吕耀斗的身世和命运。要说晋升缓慢，倒是这位老先生更加缓慢。只是绝大多数写过严复论文的作者，从来不知道吕耀斗其名其人其事。

那么，凭什么说严复的仕途被别人挤占了呢？这岂不很奇怪吗？

不奇怪，时下史学界研究历史人物，往往就是这么弄的。不作前后左右的细致考证，抓住几条材料就匆匆行文，过多地带上了后人的主观意见，这是研究中常见的通病。

2

顶头上司吕耀斗

我们先来说说吕耀斗的经历。

吕耀斗，字庭芷，号定子，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道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1830年11月6日）出生，道光丙午乡试（1846）中举人， 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考中进士，与俞樾、徐桐、王凯泰、许应骙、吴可读等人为同年，此时距严复出生，尚前四年，可见是出道甚早的科举才俊。翁同龢在同治五年（1866）的日记中，称他为“吕定子前辈”。 翁同龢是咸丰六年丙辰科（1856）状元，与庚戌科之间还夹着咸丰二年壬子恩科、咸丰三年癸丑科两场会试。

宦海茫茫，大多数的进士们，金榜题名，只不过在题名碑中刻下一个令后世陌生的名字。吕耀斗仕途的前半段也几乎默默无闻，当二十岁的他春风得意地点上翰林，满怀希望搬入京城去工作生活之后，便一路蹭蹬，直到同治九年（1870）底，才熬到功臣馆纂修的差事。他旋转即赴陕西，加入刘铭传铭军幕府。次年九月，刘铭传因病请假，离开军旅，吕耀斗需要重新寻找上岗机会。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在给他的信中谈到：“执事玉堂硕彦，资望已深，朴被东华，必可指日迁擢。” 同治十年底，又介绍他去山西巡抚鲍源深处做幕僚， 但吕耀斗没有接受。当年夏天，他回到翰林院，重新补上功臣馆纂修。至光绪元年（1875），吕耀斗轮到文渊阁校理的闲差。光绪三年夏，他听说陕西巡抚谭钟麟要上奏酌保驻陕铭军，便走李鸿章的后门，通过铭军统领刘盛休帮忙，将名字补入保奖名单，并在保举前先捐道员，从而争取由候选道保以分省补用的资格。此次保案，共有文职一百八十余员，武职三百八十余员，这么个庞大的保荐案中，本无吕耀斗的名字，好在他确实在铭军呆过，通过李鸿章打招呼，居然就将名字顺利地添补进去了。

这年年底，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将吕耀斗和吴大瀓一起调往军营，称：

吕耀斗志正行方，留心经世之学，臣虽未与谋面，得诸传说，窃重其人。……若发往臣军差遣，俾资历练，将来必可成才。

旋奉上谕：“翰林院编修吕耀斗、吴大瀓，著各衙门饬令该员迅赴甘肃军营，交左宗棠差遣委用”。 此时，吕耀斗的本职，竟然还是编修，漫漫二十七年，全无进步。而吴大澂，是同治七年戊辰科（1868）中进士的后辈，他比吕耀斗进翰林院，足足要晚十八年。此时，吴大澂奉李鸿章奏调，与天津道丁寿昌、津海关道黎兆棠一起，到山西办理赈务。左宗棠其实不认识吕耀斗，这次调人是谁向左推荐的，有待考证。左对吕、吴的考虑，是“备异时司道之选”。 吕耀斗不愿意去西北干活（吴也未去），他在等待谭钟麟的保案。次年，果然获得道员分省补用的机会。

光绪五年七月，李慈铭在给吕耀斗的信中恭维说：“执事在翰林日久，计其资格，已可超协局，跻侍从，想领袖清华，便蕃光宠，休声远闻，动履多福。”  六年，吕耀斗因浙江晋豫赈捐请奖，以道员指分直隶试用，按照当时通行的虚岁计算，已经五十一岁了。

光绪七年，黎兆棠出任船政大臣，他与李鸿章商量，调吕担任福建船政局提调，相当于船政大臣手下的第二号人物和日常事务的主持者，李鸿章复信说：

吕庭芷品端守洁，上年指分来直，适值停分展限之际，姑予局差以维系之。……念其日暮途穷，每为轸惜。旋闻有就闽幕之说，适接尊示，邀任船政提调，似足镇式浮嚣。虽船务机器素非熟习，而精细廉静，涉历稍久，当可为执事臂指之助。

“日暮途穷”四字，将吕耀斗当时处境，勾勒得十分传神。吕耀斗在过了天命之年后，转往办理与洋务相关的事务。张佩纶曾批评吕“规避新疆，由翰林改捐道员”，“其人断难倚仗”， 显然，他当时还不知道各种运作的秘密，也不知道李鸿章与吕耀斗的关系，但凭着直觉，他认为吕耀斗不适合做福建船政的提调。

光绪八年，左宗棠去江宁担任两江总督，吕耀斗给他写信。左宗棠考虑到海防建设会与福建船政发生业务联系，很客气地回复说：

马尾船局之设，不独地势合宜，其规画布置亦颇不苟，盖主持有沈文肃（葆桢），而提调局务有周受三（开锡），夏小涛（献伦）实左右之，故事靡不举。厥后则远隔西维，不复过问。闻其措置渐不如前，即原设局厂亦因经费支绌，遂议及裁撤，其它概可知矣。

弟去闽已久，无从置喙，惟业屦关怀，不能不稍存顾惜之意，而南洋有兼顾之责，尤无旁诿。阁下既引此自任；必隐切手援。所有利弊情形，敬乞详为示及。

吕耀斗担任船政提调期间，还是专研了造船业务。当时厂中正研制第一艘2200吨巡洋舰“开济”，患病多日的黎兆棠在军舰下水的当日，请假回广东的老家就医，船政事务全部托付给了吕耀斗。吕耀斗督率员绅、工匠悉心讲求，尽力工作，历时四个多月，将工程完成大部，直至新任船政大臣张梦元到任。他依靠和指挥的技术骨干，正是严复的船政学堂及留学欧洲同学魏瀚、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等人。光绪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梦元、吕耀斗登上“开济”出洋试航，这是当时中国自制的最大吨位和最先进的军舰。当日逆风逆水，“开济”的航速还是达到16节。这段经历，对于一个翰林出身的老进士来说，是何等的不易。十二天后，张梦元补授广西布政使，所有福建船政事宜，再次委派吕耀斗代理。 光绪十年，经前内阁学士徐致祥奏保人才，吕耀斗奉旨交军机处存记。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吕耀斗进京交内阁验看 后，被李鸿章调回北洋。不久，接替吴仲翔，继任水师学堂总办。 这样，与严复在辈份上可为父子，在经历上南辕北辙的吕耀斗，成为严复的顶头上司。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李鸿章上奏《吕耀斗考语片》，称“试用道吕耀斗到省一年期满，例应甄别”。“吕耀斗由道光庚戌科翰林扬历中外，品学纯粹，资望已深，堪胜繁缺。” 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又奏：“试用道吕耀斗帮办海运事务，请加二品顶戴。” 似乎除了水师学堂，吕耀斗还有别的兼差。

3

严复不是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

再来说严复。

光绪五年冬季，李鸿章为发展北洋海军，仿效福建船政学堂，开始筹办天津水师学堂，目的是“就地作养人才，以备异日之用”。次年七月，他正式行文，命天津道、津海关道和天津机器局道员许其光着手会议规划，勘定地基，遴派得力局员经理工程。并奏请任命前船政大臣吴赞诚筹办水师学堂和练船，获得允准。吴赞诚在天津机器东局一带勘定地基，遴派局员，绘图估料，兴工建造。并草拟规章制度。到了冬天，吴赞诚回籍养病，李鸿章又任命福建船政局提调吴仲翔，总办水师学堂和练船事宜。

严复是李鸿章亲自点名从福建调来天津的。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在给船政大臣黎兆棠的信中表示：“此间逐渐购置新船，管驾、头目暂取资于闽厂，既虑人才有限，而水手等亦募南人，尤恐人地不习。故拟仿设水师练船学堂为造就之基。创办伊始，师徒均少。丹崖星使（李凤苞）迭函严宗光堪充教习，闽人多引重之。夏间学生出洋后，允饬赴津，感盼之至！” 六月下旬，严复到达天津，拜谒李鸿章，从此开始他的北洋生涯。李鸿章对严复的到来十分重视，他写信告诉吴赞诚：“顷该生来署禀谒，嘱于明日趋谒台端。学堂甫经动工，应否留局暂住，讨论一切？”

中年严复

关于天津水师学堂的情况，以往学术界仅看到《万国公报》第361卷所载《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大致知道其学制五年，第一批招收六十名学生，依据成绩，分班教学。“文理全通，读书甚多者为第一班；文理未尽通顺而读书已多者为第二班；书读不多，文理未尽通顺而资性颖悟过人者为第三班。”“考取学童，除给饭食外，第一班每月给赡银一两，第二班每季给衣履费银二两，第三班每季给衣服费银一两。” 对于学堂内部的教学安排、教员配置等方面细节，所知不详。此时的天津水师学堂，其实只有一个驾驶专业，即驾驶学堂。

十几年前，我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名为《北洋纪事》的抄本，是李鸿章在北洋大臣任内的公文汇编，其第十册《水师学堂》，收录了二十八份文件，包括李鸿章的奏折批札，水师学堂给李鸿章的报告，水师学堂起草的规章制度等等。这批资料，对全面考订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任职情况提供了翔实可信的依据。同时，有助于重建起天津水师学堂教学职位和管理职位设置的框架，从新的角度来审视和确定严复在学堂的任职。

《北洋纪事》中，存有该校光绪七年订立的《续定天津水师学堂章程》，明确规定：

学生入堂试习三个月，分别去留后，即行第其资质进境，分作一、二、三班。第一班归洋文正教习课督，第二、三班归副教习二员分课。第一班礼拜一、礼拜四，第二班遇礼拜二、礼拜五，第三班遇礼拜三、礼拜六日，各以下午二点钟起至五点钟止，归汉文教习讲授经史。遇礼拜日，则三班学生全日统归汉文教习课督，上半日讲授，下半日命题作文……

学生入堂第一年，所习西学以语言文字为大宗，兼习浅近算学。第二、三年则以算学为要领，如几何、代数、平三角之类，均应指授，而中西海道、星辰部位等项，又在兼习之列。第四、五年，所造渐深，当授以弧三角、重学、微积、驾驶、御风、测量、躔晷诸法。若果诸生进境精锐，则帆缆、枪炮、水雷、轮机理要与格致、化学、台垒学中有关水师者，均可在堂先与训习，以资后来出洋肄业根柢。以上略举次第，应责成洋文正教习循序指授，以期日起有功。……

学生入学半年后，春秋冬三季按季小考，由总办先期禀请派员会同考校，并请派熟谙水师西学委员会同洋文正教习校阅试卷，统核分数，酌拟甲乙，由监考官会同总办呈送中堂鉴定，列榜晓示。其秋季西学汉文分期大考，由总办呈请中堂定期亲临阅试，以重作养而示鼓励。……

学生初入学堂，隔日傍晚由二三班洋文教习带赴学堂外，仿外国水师操法，排列整齐，训演步伐并令练习手足，藉壮筋力。三年后每日早晚仍由二三班教习训练枪炮。至第五年随同外国练船教习，早晚上学堂前样船学操帆帆缆诸事。五年期满后，洋文正教习会同各教习，将历年所授各学开列详单，并各生所造浅深、才器如何，按名出具考语，送由总办呈请中堂择期亲临，带同熟悉西学委员并外国水师官及所延外国练船教习详加考校。

由此可知，天津水师学堂教职设置极为精简，洋文正教习实际上是第一班英语暨各项西学基础课的授课老师，并有“督课”的责任。副教习负责二班的学习情况。这种做法，出乎今人对西式学校分课程设置任课教师模式的意料，有点象传统私塾单一老师制的授读。

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成立后所担任的职务，是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这在《北洋纪事》所录公文中，存有大量记录。

光绪七年四月十二日，吴仲翔向李鸿章建议，在水师学堂内增设管轮学堂，培养海军轮机军官。关于教员，吴仲翔的构想是“拟先选中国洋文教习课之，俟两年后语言文字及浅近算学如几何、代数之属均能通晓，再延洋师教以数学、重学、格致、化学并绘图等事，年余便可与驾驶学生同上练船，涉历风涛”。

光绪八年三月，天津机器局总办潘骏德等人报告李鸿章，天津水雷学堂办学效果不很明显，实是教习未得其人。“水师学堂正教习严宗光精习西学，于测算格致具有根柢，应令该员就近赴水雷学堂会同原管各道逐加考校，认真遴选，将其中资质学业略可造就者，提归水师学堂照章分班肄习。”他们“拟请行知水师学堂吴道、正教习严宗光择日提选”， 吴仲翔也报告李鸿章，接到批札后，“职道即督同洋文正教习认真考选，拟拔其尤者令充水师学堂，次者令备管轮之选，又其次者商酌位置，或遣归水雷营。”

在报告中，吴仲翔还提出，参将衔补用都司萨镇冰任管轮学堂洋文正教习 ，该报告获李鸿章批准 。四月初三日，李鸿章在另一份报告上又批示：“萨镇冰充教习原非常局，两年后必须另延洋师。务饬严宗光、萨镇冰预为咨访，届时禀请延订为要。”

上述史料表明，天津水师学堂驾驶学堂与管轮学堂洋文正教习，分别由严复和萨镇冰担任。

天津水师学堂

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吴仲翔、罗丰禄报告李鸿章：

驾驶一班学生堂课既毕，堪上练船，应及时大考……所有试卷，卑职丰禄会同洋文正教习严都司宗光详加校阅……卑职丰禄将此次所考驾驶一班学生试卷核定分数，酌拟甲乙及奖赏银数，并据洋文正教习严宗光照定章程，将各生所造浅深，才器如何，按名出具考语，呈送前来。

在报告中，吴仲翔、罗丰禄对严复的教学工作和伍光鉴等三十名学生的学习成绩给予高度评价，所以李鸿章同年年底上奏《水师学堂请奖折》：

参将衔留闽尽先补用都司严宗光，由闽厂出洋肄业，学成回国，派充该学堂洋文正教习，参酌闽厂及英国格林书院课程，教导诸生，造诣精进，洵属异常出力，拟请以游击补用，并赏加副将衔。

在请奖名单中，还提到以下教职员：洋文教习曹廉正、王凤喈、陈燕年，洋枪教习卞长胜，汉文教习董元度、郑筹、顾敦彝、陈埙、林学瑨、陈锡瓒，文牍甘联浩，司事顾衍贵，官医柳安庆等。同样可见，严复不是高于其他教习的“总教习”。

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奉旨：“严宗光等均著照所请奖励，该衙门知道，单并发，钦此”。 这道上谕，连同前引李鸿章请奖折，被《德宗实录》概括整理，记录为“以北洋水师学堂办学有成效，予教习都司严宗光、游击卞长胜……奖叙有差”。

此后，严复继续在天津水师学堂担任洋文正教习。《北洋纪事》中最后一个记录严复担任此职的文件，是题为《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87年12月13日）水师学堂吕耀斗会同沈保靖、罗丰禄详北洋大臣李》的报告：

驾驶二班学生堂课毕业，照章应行大考……十五日蒙宪节莅堂考校，诸生面聆启发，感奋逾恒。所有试卷复经职道丰禄会同洋文正教习严游击宗光、副教习麦赖斯等详加校阅……英国领事璧利南素轻中国水师学生，此次考后，经职道丰禄示以题纸，彼亦推为仅见。良由正教习严游击专讲水师算学二十余年，其奥窔曲折一一周知。

从《北洋纪事》所收公文内容看，其对严复担任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的记录是连贯的，也是可靠的。尔后，他大约在光绪十五年担任学堂会办。 至于他否担任过学堂的“总教习”，在正规的水师学堂文件及李鸿章的奏折公文中，我迄今尚未找到记载。

4

候补道台晋升艰难

回过头来，还要再说吕耀斗。

吕耀斗是旧式文人，既不懂外语也不懂海军，跑到新式军校当领导，本来只是个位置的安排，但他在这里泡了七年。他能写文辞优雅的诗词，有时也把自己当成武人。朋友吹嘘他，说他“剑佩奋发，胸有甲兵，然亦用而不尽用，坦然处之……出入军中，逡巡有年”。 此处“用而不尽用”来形容，颇为精准传神。天津的英文报纸The Chinese Times曾说，吕耀斗是位翰林，“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在他管理下，当地人和外国人十分和谐融洽，没有摩擦。”外国人撰写的评论对他是夸奖的，认为水师学堂的“成功来自于诚恳的工作，不搞阴谋诡计。而这个国家很多有用的机构，正是被各种阴谋伎俩，搞得一塌糊涂”。 在现存严复的书翰中，偶尔也提到过吕耀斗，那是在光绪十五年初夏，严复已获会办的任命，他回家乡参加母亲葬礼后返回天津，在给四弟严传安的家信中说：“学堂公事山积，吕道皆推俟兄到津时措办。体怠事繁，然无可推委也。” 水师学堂应当任用熟悉专业的严复来主持，这无可置疑，吕耀斗挡住了严复的晋升之路。

我们往细想，欲使吕耀斗让位给严复，其实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将吕放实缺，或者平调另外差使。吕耀斗这辈子，就巴望放实缺做个真道台，但这并不容易，需要等待机遇。李鸿章曾对向其请托某人安排事项的工部尚书潘祖荫解释：“此间道班需次者多至二十余人，其间资深劳多，久应委署者亦复不少，经年不见一缺，得之极难”。 对于吕耀斗这种资格老、交游广的官员来说，调动职位尤需谨慎考虑他本人的感受，和官场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其中道理，古今皆然。官场上的人，大多觉得自己升迁比别人缓慢，受了委屈。李鸿章是一个善于推荐自己亲信出任各种官职的封疆大吏，但也无法保证人人尽欢。他的主要助手周馥，光绪三年起署理永定河道，后来又筹建海防支应局、电报局，担任津海关道、会办天津营务处兼北洋行营翼长，一直参与北洋核心军务，包括北洋海军筹建的各项工作，但任职十年，也曾感叹自己下一步发展的前途。光绪十三年他入京觐见皇帝，归来作诗曰：“同时流辈飞腾尽，顾我疏慵隐退难。”周馥还注意到另一个北洋元老刘含芳，参与旅顺口基地建设和训练鱼雷营，却一直是道员而未能更上层楼，故在诗中还写道：“频年却愧刘公干，海峤孤羁耐岁寒。”并作一小注：“刘芗林观察含芳资劳亦二十余年尚未补署”。 这两人在北洋的地位都要比吕耀斗和严复更重要，但晋升也十分困难。

二是天津水师学堂是个新设机构，总办是由候补道级官员担任的非正式官职。用当时的话说，是“差使”而非实缺；用现在的话讲，叫做“相当于厅局级”。严复欲任总办，必须升至道员。回国时，严复走的是武官晋升路线，他想改变，四次参加乡试，每次都铩羽而归，考不上举人。所以在私信中，他有“北洋当差,味同嚼蜡” 的抱怨，在诗中，有“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 的牢骚。皋比即虎皮。宋代张载曾坐虎皮讲《易经》，后称任教为“坐拥皋比”。旁行书即横写的外文，此处指学西学。科举不顺，使他焦虑，心中颇有怨言。光绪十四年，他出资捐官同知，李鸿章旋即提携他任知府。光绪十七年，李鸿章又奏保严复以道员遇缺先用。

天津水师学堂规模其实并不宏大，前后共培养了六届一百二十名驾驶专业学生，其中严复亲自授课的一至三届，计六十九人。此外还有六届85名管轮专业学生。 严复在校二十余年，先在吴赞诚、吴仲翔、吕耀斗领导下教学，后来全面主持校务。李鸿章对严复的使用上并不存在歧视，在个人生活上对他也很关心，比如劝他戒鸦片，允许他请假离职，参加科举考试。在官职上能够关照的，也都关照到了。以当年一同派往欧洲留学的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三人来进行比较，马建忠早先随传教士学习外语，出国前已入李鸿章幕府。他以郎中资格，作为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的随员，在法国留学国际法。回国后仍留北洋办理洋务，担任过轮船招商局会办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官衔是道员。陈季同与罗丰禄均是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留学出国时，陈是李凤苞的文案（秘书）。在法国，他也入校攻读国际法，后随李凤苞转入驻德、驻法使馆，升为参赞。陈的官衔级别走武职，一路升至副将、总兵、提督之类虚职，但换成文职，同样不超过道员。更有可比性的是罗丰禄，光绪四年在英留学时，罗丰禄即捐主事，做过李凤苞的翻译。后被李鸿章调赴天津，派办北洋水师营务处，兼办洋务，并担任李的英文秘书，还在出洋学生学成回华保案内，以直隶州知州分省补用，并加四品衔。光绪十一年，他以知府分省补用，又以历年防务出力案内奏保以道员分省补用。十九年经李鸿章奏保以海关道记名简放。 罗丰禄出国前后的职务始终在严复之上，获候补道员时，严复为游击，赏加副将衔。同年严复捐监生，改走文职路线，用六年时间追成候补道，全部功绩是在水师学堂教书而已。严复没能如罗丰禄那样，“凡以调外交、策战守，……无所不咨”，   跨入北洋决策的核心圈子，他私下有不悦，声称“李中堂处洋务，为罗稷臣垄断已尽，绝无可图”。 但就海军教育本职而言，谁能说出来他受到李鸿章排挤的具体事例吗？在晋升的阶梯上，周馥、刘含芳、吕耀斗们需要漫长地等待，严复同样也需要等待，这是官场的规矩，不会因人而异。

光绪十九年三月廿三日（1893年5月8日），翁同龢为吕耀斗的晋升写信给李鸿章求情。他在日记中记录：

致李合肥函，为吕庭芷也，嘱以后或补或署。张丹叔携去。

张丹叔即广西巡抚张联桂，翁同龢请托的这个人情，对于吕耀斗和严复都有帮助。年底，李鸿章安排严复总办天津水师学堂，派洪恩广接任学堂会办。而吕耀斗，转办绥巩支应局事务。应当说，李鸿章待严复不薄。此时，严复尚未满四十岁。后来陈宝琛在严复墓志铭中说：李鸿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这话我不敢苟同，严复当教习时，非要说他是总教习，实际上担负了总办的责任，而当上总办，又说他不预机要，严复在学堂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光绪二十年底，天津道一职出缺，李鸿章推荐吕耀斗署理。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3月22日），吕耀斗接替因病开缺的万培因，实授永定河道 。此时距他进士及第，已经度过悠悠四十五个寒暑。吕未及上任，就于七月初九日（8月28日）卒于老家苏州，  终年六十七岁。

5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的一则考证

吕耀斗处于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他的坎坷经历，亦是当时一些半旧半新官员的缩影。过去，人们常把中进士比作跳龙门，为了跳过龙门，多少人悬梁刺股、皓首穷经。殊不知，即便跳过龙门，点了翰林，官场的道路依然崎岖难行，能跨入道员的人，历来寥寥可数。至于李鸿章，他属于洋务人物，却选一个不懂海军、“日暮途穷”的老翰林总办水师学堂，这是时代的悲剧，更是海军的悲剧。在这个悲剧中，吕耀斗是一个左右尴尬的角色。

有关吕耀斗的史料极为稀少。他的词集《鹤缘词》，全系文人吟哦，风花雪月，与海军教育无关。十多年前，我在30大册影印文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4册第356页中，找到他1886年进京时所呈履历单，却觉得怎么读也有问题，语句不顺，年份颠倒。讲完“同治五年”，又出现“四年五月”如何如何。当时我不得不猜想，排印得严丝密缝的影印档案，会不会出现丢失段落的情况？

为了证明这个猜想，我特地借出差北京的空隙，去故宫西华门内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很方便，不到半小时，我便坐在缩微胶卷阅读器前，从宫中履历档的胶片中，找到了吕耀斗履历，而我也切切实实地发现，《清代官员履历全编》竟然脱漏了8行127个字。漏字部分（见下文加着重点文字）和前后文字摘引如下：

……咸丰二年壬子科散馆，授职编修，四月到院，十月请假回籍迎亲，四年七月在籍丁母忧。七年四月服满到院。八年六月充国史馆纂修。九年四月因前在本籍办理灾赈出力，经前两江总督等奏请奖励，奉旨赏加五品衔。六月充陕西副考官。同治元年二月请假回籍迎亲，十二月丁父忧。五年十月服满到院。六年九月，因病请假。八年十一月销假进署。九年十月充功臣馆篡修，十年赴刘铭传军营，十一年六月回原衙门当差。于是年十一月充补功臣馆篡修，十二年京察一等。十三年四月告假回籍，十二月销假到院。光绪元年二月充文渊阁校理，二月请假回籍。三年十一月奉旨饬赴左宗棠军营差委。是年在湖南协黔捐局报捐道员，双月选用。四年五月因患疾医治未痊，未能就道。旋因历年防剿各匪出力，经陕甘总督前陕西巡抚谭锺麟奏请，以道员分省补用。六年四月因浙江晋豫赈捐请奖，以道员指分直隶试用。七年七月，船政大臣黎兆棠奏，调派船政局提调。十年正月请赴部，是年六月因前内阁学士徐致祥奏保人才，奉旨交军机处存记。本年二月到京，由吏部带赴内阁，经钦派大臣验放，十一日复奏堪以发往，奉旨依议。

回家再看《履历全编》，这段漏掉的“院。六年九月，因病请假……”等文字，没头没脑，又突兀地出现在357页上。我猜想，这种脱文，是在制版前将复印的文件拼贴接排时出现的。大批量影印档案，是繁复而辛劳的工作，在浩若烟海的复印件连续制版过程中，依然会有手民之误，各种技术过失恐怕难以避免。但这段脱漏也提醒我，读其他人的履历，是否也会有同样情况？学术界使用影印档案时，仍要谨慎，留个心眼。

6

严复为何不被李鸿章重用？

我有时想，说严复怀才不遇，其实是以严复为中心的一种设定。官场中，大多数人都有怀才不遇之感，觉得自己的机会被别人挤占了。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严复满意？让他来主持国政吗？让他来领导海军吗？让他的官职超过道员吗？这确实还要看他本人的能力和机遇。但谁又以吕耀斗为中心来想问题呢？

严复刚回国时，李鸿章对他期望很高，后来他们的关系没有更进一步深化，这个原因迄今无法解释。有人认为是他思想激进为李鸿章不喜所致，当年向李鸿章举荐严复的陈宝琛说：“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严复固然狂放，但上述言论从当时语境来研判，其实并不过分。也有人认为是他染有鸦片烟瘾，不可能有所作为。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严复曾在家信中说“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 1915年，他的英文日记中仍记录有“Two pipes in the afternoon(午后吸烟两筒)” 。到了晚年，他在给熊育锡的信中说：“以老年之人，鸦片不可复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尚不能睡。嗟夫！可谓苦矣。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吾若言之，可作一本书也。” 民国学者费行简先生当年并没有读过这些书信，却也久闻这位英国“海归”的吃烟嗜好。他在《近代名人小传》的严复传中写道：严复“为海军学生中前辈第一人，且湛深文学，冠其同侪。归国后，屡为船政及海军学堂教员。……然以嗜鸦片，弗便任军官” 。又说：“其诗文皆清妙，不落恒谿。与人语，亦娓娓可听，或谓其害于鸦片，信然。”费行简还说，戊戌政变后，有人指严复为康党，赖荣禄、王文韶救，得免。“后应聘为大学教员，袁世凯虽重其学，而亦短其疏懒，弗能治事。” 当代学者汪荣祖先生也认为，“并不是李中堂敬他而远之，而是他自己的不争气也。”“他虽习海军，一度有雄心大志，奈平生为烟瘾所缠，难以解脱，虽欲做大事，实力不从心。将立功无成归罪于李鸿章，或腐败的满清政府，未必太便宜严复本人了。然而，反过来说，严复仕途失却也造就了他在翻译事业上的丰收。” 这是否也是对严复在北洋官场发展情况的又一种解释呢？

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阶段，是他思想和学术日臻成熟的时期。在搞清楚他的任职情况之后，进一步摸清他的工作状态和在北洋官场的处境，对于正确把握他的思想脉络发展轨迹具有积极意义。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化，需要发掘新鲜史料，开拓观察角度，把人物放回他当时生存的环境中去考察，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不能仅凭孤立的几条材料，就串缀概念，过度发挥。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洋文正教习、会办、总办三个职务，近百年来，却一直没有弄清楚，其中不少迷惑还是严复自己布下的，使得史学界研究严复的学者都走了弯路。戊戌前后，严复因翻译西学名著享誉天下，以此推论他先前在水师学堂的表现，推论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尤其需要谨慎。事实上，研究这一时期李严关系，我们所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过硬的原始材料。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

严复当上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后，依然牢骚满腹。他在给四弟严传安的信中说：“堂中洪翰香又是处处作鬼，堂中一草一木，必到上司前学语，开口便说闽党，以中上司之忌，意欲尽逐福建人而后快。弟视此情形，兄之在此当差，乐乎？否耶？” 这段史料，被严复的研究者反复引用，但试问，如同前述吕耀斗一样，又有几人琢磨过洪翰香是谁呢？严复做老二，头上有个总办吕耀斗，他不愉快；李鸿章让严复做了老大，派洪翰香做会办，他依然不爽。问题是，后世的研究者，是否因为严复不愉快，就断定严复受到排挤了呢？你看到严复骂洪翰香，但是否想过，洪翰香为什么要骂“闽党”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不要偏执，不要狭隘，不要就事论事。治学要有更加宽广的眼光和冷静的思考。不仅琢磨研究的对象，还要琢磨这个对象周围的伙伴、同事和交往的人群，甚至要琢磨他们之间的前世今生。比方说，要费点心思，考证出洪翰香的名字叫洪恩广，洪恩广的父亲叫洪汝奎。光绪十二年，在委派吕耀斗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之前，李鸿章首先考虑的总办人选，其实竟是洪汝奎。

（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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