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新青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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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与同乡好友汪孟邹从上海赴北京，为汪孟邹的亚东书局招股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当时只能印一千多份，几乎办不下去了，还需另有安身立命之事业。如果不是一位十余年未见的老战友出现，陈独秀也许会为开一个大书店奔走下去。

陈独秀

这位老战友就是即将上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1904年，陈独秀经章士钊介绍加入了一个“暗杀团”，与蔡元培一起研究炸药，试图通过暗杀起义推翻清廷，组织被破坏后他们各自逃亡，断了联系。此时蔡元培正为北大物色文科学长，有人推荐了陈独秀，还拿了已出版的10本《新青年》给他看。读到陈独秀撰写的文章，峥嵘岁月重现眼前，蔡元培断定，这就是能够帮他一扫旧学风的革命者，遂三顾茅庐请他出山。

1917年1月，陈独秀回上海安顿好妻儿只身来到北京，住进北大三院学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号（现为20号）。房东住西院，陈独秀住东院。他对蔡元培说了，先试干三个月再决定是否留用，所以没急着带家小，但《新青年》是一天不能离身的。北房三间是陈独秀的办公室、书房和卧室，南房三间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在这里住了三年。300块大洋的高薪解决了陈独秀的生活困境，正如亚东书局的老朋友们说的，“比搞一个大书店，实在要好得多”。《新青年》背靠文化中心北京大学，也成就了百年名刊之地位。

箭杆胡同的小院早已成为大杂院，今年以来，清退修缮工作已完成过半，有望开放参观。岁月沧桑，“新文化运动司令部”的风流气象恐怕难于复原。

《青年杂志》创刊号封面

为生计创刊，被迫改名

在成为革命家之前，陈独秀是资深媒体人，1904年单枪匹马办《安徽俗话报》，他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包揽编辑、写作、排版、校对、分发、卷封、付邮等全套流程。参与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陈独秀流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政论月刊《甲寅》。当时纸媒很不景气，一是政治空气紧张，二是社会动荡，国人专注谋生无暇读书看报。在写给章士钊的信中，陈独秀抱怨道：“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已有停刊之象⋯⋯”

尽管如此，他还是计划办自己的杂志，不给别人打工了。《甲寅》的版面已不够他抒发己见，更重要的是，妻子高君曼患肺结核卧床吐血，两个幼子嗷嗷待哺，他必须回到上海养家。他的一技之长就是编辑写作，自然首先想到办杂志创业。他游说在上海开亚东书局的老乡汪孟邹给他投资，放出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汪孟邹的书局已经发行着《甲寅》等几本杂志，无力再办新刊，他帮忙联系了湖南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他们开办的群益书局实力稍微雄厚一些。陈氏兄弟表示每月只能支付200元作为编辑经费和稿费。陈氏兄弟可以说是颇有胆识了，严肃杂志是烧钱的事业，何况陈独秀当时还不像章士钊那么有名人效应。

1915年5月，袁世凯称帝在即，《甲寅》因发表《帝政驳论》遭到查禁停刊。9月，陈独秀的新刊《青年杂志》在上海法租界创刊开张。由于《甲寅》颇有名气，《青年杂志》极力宣传与《甲寅》的继承关系以吸引读者，栏目设置几乎完全一样。外壳相似，内核不同。《甲寅》的目标读者是社会精英，《青年杂志》主打青年市场，前者偏重政治，后者偏重文化。研究《新青年》的学者庄森认为，陈独秀办刊更多是为了生计，所以主要是“求稳”，思想上甚至可以说后退，没有什么特色和亮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提出：“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 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

办杂志一要资本，二要稿源。创业初期的陈独秀，人脉不够广，也没有足够经费约请名家，稿费每千字2至5元，属于中等水平。每期近一半文章是“光杆司令”亲自上阵，主打文章署名陈独秀，国内外大事记、通信等栏目署名记者，其实还是他。读者来信今天几乎一眼能看出是陈独秀角色扮演自卖自夸。即便如此自我炒作，加上赠送和交换在内，每期只能印一千份，收不回成本，群益书局算是倒贴。

出版第一卷共6本之后，《青年杂志》停刊半年，改名《新青年》后重新上摊儿。起因是上海基督青年会突然写信给群益书局，说《青年杂志》和他们办的上海青年杂志刊名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更名。据汪孟邹日记记载，1916年3月3日，晚饭后来到陈独秀家中，遇到陈子寿正在谈改名的事。“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于仲（指陈独秀的字，仲甫），仲与予均表赞同也。”也就是说“新青年”这个名字其实是陈子寿提议的。

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与胡适（右）合影

调老作者入北大

本是被迫改名，陈独秀借此契机调整了编辑方针，将计就计宣传改名是为革新。1916年9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出版已摆脱《甲寅》模板突出自己的特色，真的做到了“新”，以致有研究者误以为改名是陈独秀主动为之。

第二卷比第一卷最大的新意是几名新作者的加盟。陈独秀办《甲寅》时，李大钊投稿反驳他的观点，两人不打不相识，改名《新青年》后的第1号，李大钊即发表《青春》一文，思想内容与陈独秀发表的改名宣言《新青年》极为一致，从中可以看出知己之情。刘半农原本在上海靠给鸳鸯蝴蝶派媒体投稿为生，在报刊堆里发现《新青年》，主动找到编辑部拜会陈独秀，如遇灯塔，从此脱离旧文人圈子成为其麾下主力写手。杨昌济在湖南一师任教时注意到了《新青年》的反孔思想，开始投稿，并向学生大力推荐这本杂志，因此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青年阅读《新青年》比许多北大学生还要早。

陈独秀的“黄金搭档”胡适也在第二卷登场。胡适也曾给《甲寅》投过稿，提出中外文明结合的主张正合陈独秀心意，《青年杂志》创刊时，胡适仍在美国留学，陈独秀想向他约稿，恰巧汪孟邹与胡适都是绩溪人，早就认识，替他们牵了线。通信中，胡适谈到文学革命八主张：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摹仿古人、语言须有个我在，等等。

陈独秀在往期杂志上也多次鼓吹文学改革，但没有找到具体方向，胡适的来信使他有拨云见日之感。他立即要求胡适写篇更详细的文章，于是有了彪炳史册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在私信中一口一个“革命”，公开文章却谨慎地用了“改良”。陈独秀在下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自己写的《文学革命论》，为胡适助阵。

一个改良，一个革命，这种措辞的反差，与其说是胡陈性格的区别，不如说是搞学术和搞媒体的区别。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评价：“陈之霸气，必须有胡之才情作为调剂，方才不显得过于暴戾；胡之学识，必须有陈之雄心为之引导，方才能挥洒自如。这其实可作为新文化运动获得成功的象征：舆论家之倚重学问家的思想资源，与大学教授之由传媒而获得刺激与灵感，二者互惠互利，相得益彰。”

陈独秀趁热打铁，把他和胡适的通信也刊登在《新青年》三卷第三号上。胡适来信大意说，改良文学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定，我们虽然已开革命之旗，但决不敢说我们的主张不许别人匡正。陈独秀回信坚决地表示：“⋯⋯是非分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学问家之稳重，舆论家之激烈，两者的互补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然而，胡适崇尚自由，陈独秀“不容他人匡正”，也为《新青年》后期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张国焘回忆录》写道，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书摊上买得到了。”而此前，“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

仅仅占领北大的市场还是不够的。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三卷第六号，订数还是太少，刊登的广告也基本仅限于群益书局的书籍教材，群益不堪重负决定停刊。陈独秀等人各种斡旋，群益终于答应次年1月复刊。

1918年1月复刊时，情况有了转机。陈独秀入职文科学长以后，把他的作者都聚集到北大。杨昌济从湖南一师调来，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图书馆馆长，博士学位没拿到的胡适和中学没毕业的刘半农，都给予教授职位。这些人加上在北大若干文科教授，形成了《新青年》文学社团。

1918年1月的第四卷一号起，《新青年》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轮流主编，并取消投稿。“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敢有这番自信，因为陈独秀早已不是上海弄堂里的光杆司令，“独人杂志”已成为同人杂志，且这群同人有名气有高薪，不用稿酬，极大节约了办刊成本。

鲁迅

鲁迅奉将令“呐喊”

诚如周作人所嘲笑的，陈独秀强调树白话文学为正宗，但自己写的还是古文。从1918年起，《新青年》才真正开始推广白话文，并且使用标点和分段。这种“花头儿”给印刷增添了很大麻烦，当时连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也没有标点模子，不愿接他们的单。群益书局和太平洋印刷厂商量，用外文标点符号做底子刻成了铜模。

鲁迅的加盟，使《新青年》的白话文从理论走向创作。牵线人是钱玄同，他与周氏兄弟都是章太炎的学生。周作人架不住游说先行下海，直到1922年7月休刊，几乎每期都发稿，而且有时一期中发表不止一篇。但高冷的鲁迅就没那么容易被说动了。

据周作人回忆，鲁迅早就看过《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态度很冷淡”。那几年鲁迅沉浸于抑郁中，他对社会极度失望，个人生活也不幸福，想到老家的原配朱安就透不过气，许广平又尚未出现。他独居在北京绍兴会馆的朴树书屋，这里因为曾经吊死过一个女人没人敢住，正好适合鲁迅隐居，钻研佛经和抄写古碑来自我封闭。

鲁迅回顾：“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没有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即使革命是徒劳的，鲁迅也决定呐喊几声助助威。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第一次走进鲁迅独居的朴树书屋向他约稿，直到1918年5月鲁迅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一朝成名天下知，鲁迅与《新青年》相互成全。

“既然是呐喊，当然须听将令”，“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给小说都加了一个光明的结尾，比如《药》的结尾，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可见鲁迅对陈独秀青眼有加，肯奉他为将，做“遵命文学”。如此按照编辑意图所做的小说，鲁迅自称“与艺术距离之远是可想而知的”。这种自谦的说法，说明鲁迅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始终保留着冷静的态度。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鲁迅“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怀疑精神与《新青年》同仁们的乐观主义战斗精神”是不同质的。

《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封面

并不光彩的双簧戏

当钱玄同向鲁迅约稿的时候，问他抄古碑有什么用，拐弯抹角地说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回忆道：“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犀利的鲁迅一语道出《新青年》当时的尴尬境地，所谓新旧论战，并没有后人想象得那么激烈，敲锣打鼓搞文学革命，结果杂志发行量上不去，响应的人不多，连旧派文人也不把他们当回事，不出来反对。敌人的漠视是最让人寂寞抓狂的。于是钱玄同和刘半农想出了一个“双簧戏”：由钱玄同假扮老学究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贬低新文学，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复信驳斥，措辞尖酸刻薄，几近谩骂。王敬轩影射旧派文人代表林纾，林纾号畏庐，敬对畏，轩对庐，王指清室，讽刺林纾是遗老。

多年之后，新文化运动修成正果，《新青年》同人位列圣坛，这出双簧戏也被传为名士佳话。实际上，当时这种做法引来很多反感。刘半农学历低，刚到北大那几年本来很多师生看不起他，这事更令胡适鄙夷为欺骗读者“低级趣味”。胡适的好友任鸿隽知道后，写信批评双簧戏有伤杂志信用：这种事如果传出去，以后即使真有好的读者来信，谁还相信？你们再写好文章，但信用已失，“改良文学前途危者”。

只有深谙媒体运作之道的陈独秀力挺双簧，在后续的通信栏目中痛骂王敬轩的支持者。陈独秀与胡适的分歧再次浮现：陈独秀认为骂人有理，对于反对者，“唯有痛骂之一法”；而胡适认为有理由的反对应该欢迎，议论应该平心静气，否则有违自由二字。

从1917年开始，《新青年》就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批判林纾，林纾皆不回应，双簧戏上演近一年后，才终于“引蛇出洞”。1919年2、3月，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影射陈独秀、胡适为妖怪，还编排了钱玄同和蔡元培，接着又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指责北大纵容教员“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被激怒，发表复信反击。

蔡元培和林纾都是文化名流，这场“林蔡之争”立即被报刊冠以“新旧思潮之决斗”等噱头。林纾清末就因翻译《茶花女》等名著而家喻户晓，与他对阵叫板是一次绝好的宣传。林纾算是帮陈独秀胡适等“后辈”进行了免费的逆向炒作，效果比自己演双簧要好得多，《新青年》也随之声名大涨。

1918至1919年间，《新青年》终于突破发行困境，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印一万五六千本。以上海为发行总部，北京为龙头，代派处遍布全国数十个城市的书局，新加坡和日本也设有代派处。为促进销售，多年来《新青年》保持价格稳定，并且多买打折，2角一册，1元半年，2元一年，后期字数增加后，紧凑排版节约成本。邮费也在努力下调，创刊初期邮国内和日本都是3分，1919年国内下调至1分半，日本只需1分。1919年5月第六卷第五号发布通告：《新青年》出售合订本预约券，五年来共出33本杂志，分五厚册精装，如现在预约，每册4元，等印制出来之后再买就是5元。这说明《新青年》已经成为具有收藏需求的名刊。

因政治决裂

多年来，《新青年》同人始终有一个不谈政治的约定，就像胡适说的，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改造国民性为救国根本道路。然而，身处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面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问题”，以陈独秀之个性岂能不开口。1918年7月，第五卷第一号的开篇文章是陈独秀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公然“破戒”。

陈独秀与胡适这对黄金搭档分歧渐深，而李大钊与陈独秀越走越近。李大钊1918年1月在陈独秀的安排下入职北大，到1918年下半年，已成为《新青年》同人中的颇有分量的人物，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也多起来。

1918年11月，包括中国在内的协约国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俄国十月革命对战争走势起到关键作用，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关注。11月15日，第五卷第五号《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阵营分裂为两派：陈独秀李大钊倾向革命，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倾向启蒙。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联手办了《每周评论》专门谈政治。

同为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言辞激烈我行我素，得罪人远超胡适，他热衷时评之后，观点愈发激进，引来当局注意，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校内外保守势力一齐向蔡元培施压，要求废除学长制，《新青年》同人沈尹默竟也参与其中，当年他还是力荐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人之一。

三顾茅庐的蔡元培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撤销了陈独秀文科学长职务，改聘为教授。陈独秀不接受教职，专心编辑《每周评论》。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以幕后领导者的角色投身其中。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陈独秀的入狱使他受到社会舆论广泛同情，《新青年》同人，包括刘师培等保守派教授都群起奔走营救。三个月后陈独秀获释，《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因此耽误了五个月，在1919年11月才出版。

出狱后陈独秀仍受到警察监视，为避开监视，他于1920年2月在李大钊帮助下潜回上海。因此，1920年2月至5月出版的《新青年》实际上出自上海和北京两个编辑部。5月1日国际劳动节出版的第七卷第六号，陈独秀办成劳动者专号，篇幅从原来每期130至200页猛增至400多页，内有表格需要用锌版，纸张排工成本都增加，群益书社要求涨价，并且怕杂志政治倾向太浓惹麻烦，想撤广告。

陈独秀大怒，给胡适写信说：“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再将就他，那么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完。”汪孟邹两边劝和调停不管用，他对侄子汪原放说：“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

《新青年》编辑部与群益书局合作五年，几度断炊停刊都坚持复活，群益算是为《新青年》承担过很多风险。最终决裂不是陈独秀一个人脾气大造成的，理想和资本不可调和，《新青年》同人皆不愿受制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群益书局。

独立谈何容易，书生意气解决不了印刷发行的巨额经费。与群益决裂后，陈独秀在上海反复写信给北京，无非是两件事：催稿和催款。1920年7月2日，陈独秀给高一涵信中说：“《新青年》八卷一号，到下月一号非出版不可，请告适之、洛声二兄，速将存款及文稿寄来。”

就在与群益闹掰的同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陈独秀与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左翼人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还把这些人吸收到《新青年》编辑部。

北京方面的稿子和钱迟迟不来，《新青年》被迫停刊了4个月。1920年9月，八卷一号终于出版，是共产国际解决了《新青年》的经费，马克思主义作者填补了稿荒，这一期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新青年》就此成为共产主义刊物。继编辑部与发行部决裂后，编辑部内部也不可避免走向决裂。经过反复书信沟通，陈独秀与北京同人无法就杂志前途达成共识，胡适等人逐渐退出，新文化运动宣告终结。

《陈独秀全传》作者唐宝林写道：“巴黎和会和苏俄对华宣言这一反一正事件撞击性惯性的推动，西方民主主义潮流衰落长达30-40年之久，而马克思主义潮流磅礴而来，任何个人，即使是陈独秀也难以阻挡。”

1921年10月，陈独秀以“过激党领袖”嫌疑在家中被逮捕，《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等刊物被搜剿。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重金聘请著名律师营救，最后宣判结论是只查出《新青年》有过激文字，判罚一百元了案。

遭此大变，《新青年》停刊10个月，1922年7月补齐第九卷六号后休刊。1923年6月复刊后，改为瞿秋白主编的季刊，刊登政治理论文章，《新青年》只剩下一个名字，与过去没有任何关联了。1926年7月，这份理论杂志也停办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写道：“在《新青年》这场大剧中，陈独秀集编剧、导演、演员为一身。根据剧目的要求，他不断寻找演员、选择演员、更换演员。他始终主导剧情发展，步步推进，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壮观的戏剧。”他毕竟实现了创刊前许下的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

1921年被捕之前，虽然胡适等人已退出《新青年》，陈独秀依然视他们为编辑部成员，每期出版照样寄送。唐宝林评价：“陈独秀是重感情而留恋昨天，同时又追求理想而向往明天。这种难以两全的困境，使他以后与胡适等人的友谊，镀上了传奇的色彩。”欧阳哲生写道：“《新青年》同人非常重视在五四时期的人生经历和交谊，这种情感常常在他们遭受重大变故时表现得尤为突出。⋯⋯编撰《新青年》这一人生经历已是他们难以割舍、永不忘怀的群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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