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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年度历史图书选摘

2018-02-19 来源: 方德万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东方历史评论》编辑部评选出9部作品为“2017年度历史图书”。我们在春节期间陆续刊登获奖作品选摘。

祝各位读者新春愉快!

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年度历史图书选摘 - 1

《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方德万 著

姚永超 / 蔡维屏 译

近代中国海关始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期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后未几结束。一个世纪中,它的身影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内陆腹地,还出现在远在西北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西南的喜马拉雅山。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也是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

近代海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提供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它不但支持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到新的外交体系,同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海关职员在私人闲暇时,是收集者、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和学术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抗日战争乃至国共内战,海关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崛起,以及抗日战争等。海关同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各个政权的形态。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海关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部分。

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年度历史图书选摘 - 2

在概念上,必须把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加以区分。义和团运动是指在1900年的那个酷暑,发生于华北地区的群众暴力运动:一群义和团成员因反对外国人和基督教而杀死了很多外国和中国教徒。就算被牵涉的各国对他们本国同胞命运的担忧以及对义和团屠杀的愤怒是事实,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绝不是一场单纯为了保护在华外国人士生命安全的军事行动。若他们的诉求只在于此,他们大可通过与清朝合作便可达成目的。相反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清朝和八国联军之间的一场斗争,万一清朝真的倒台,没人敢在一场帝国主义间的肉食争夺战中缺席。对清朝进行摧毁性报复的宣誓在那些西方国家内也很叫座,欧洲民众已经把占领殖民地视为一种国家荣誉。还有对先前一些事件的记忆,譬如发生在印度的起义和暴动,也给欧洲人一种认为当地人会报复的恐惧;同时基督教徒也渴望对中国异教徒施加惩罚。

海关被深深地卷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中。这不仅仅表现在它的职员深陷其中,也表现在这场战争威胁到了海关的存亡,还有赫德在安排议和以及平息事态等方面扮演出的关键角色。一开始海关因为夹在八国联军和清政府之间,故在战争进行期间起不了作用。而当北京落入联军之手,无人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时,气氛里开始弥漫着一股危险和不确定性。事态的诡谲酝酿着两种可能性,一是分裂中国,二是八国之间将有可能爆发战争。海关总是能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这一次,赫德又站到了刀锋上,以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

为何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慈禧太后就又决定同时针对多国开战?中国著名历史学者孔祥吉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确实,当时西方主要强国的注意力被分散到其他一些地方,例如英国在与南非布尔人的战争中失利,美国忙于平息菲律宾的暴动,俄国正在压制国内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运动,德国则正与德属东非的赫赫人进行战争。所以照理来说,清朝应该能借机对这些强国扳回一城,毕竟后者在中日战争后曾贪婪地压榨过虚弱的中国。此外,西方国家还保护了曾鼓动光绪皇帝在1898年进行全面改革的儒士康有为,英国把康有为偷渡到了国外。他们还保护被软禁的光绪皇帝,而慈禧太后却希望看到光绪退位,甚至是他的死亡。换句话说,外国已经开始介入清朝的皇族事宜了,这是无法忍让的底线。

尽管慈禧太后有开战的动机和时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想要发动这场战争。义和团在1900年春天开始杀害基督教民,外国也开始派遣军队到中国,并屯兵于天津。为响应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的求助,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Edward Seymour)率领大约2000人的国际联军,于6月10日从天津出发,直驱北京。此时的北京已经聚集起外国难民和大量的义和团成员。但西摩尔在出征前并没有询问清政府的意见,这使该行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西摩尔本人的军事才能也相当值得怀疑。他们沿着十分容易被破坏的铁路线前进,还经过了有很多清军及义和团武力的郊区。西摩尔进退两难,因为队伍前后方的铁路都被拆除了,他们既无法前行至北京,也无法后退回天津。

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年度历史图书选摘 - 3

西摩尔

此外,直隶总督荣禄在6月17日收到一封法国总领事杜士兰 (Jean Mary du Chaylard)的外交照会。这个照会传递了来自外国海军指挥官的最后通牒,要求移交位于天津东南方的战略要地大沽炮台。大沽炮台装备有克虏伯大炮,正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所显示的那样,它是北京防御来自海上入侵的最后一道堡垒。当总理衙门告知赫德关于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时,他的反应是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认为没有北京公使们的授权,这道通牒是不会发布的。他还说道,盟国之所以派遣军队,是为了“自我保护以及帮助平定骚乱,他们对朝廷无伤害之意”。

然而最后通牒确实是发出了,清朝把该通牒和西摩尔的出征视作敌对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慈禧太后召开了由朝廷要员和满族大臣参加的御前会议。会议出现了两个对立阵营,一方宣称应维护和平,另一方则力主抵抗外国侵略。会议四天后,慈禧太后宣布了她的立场,她支持战争。很显然,在这期间直隶总督荣禄传来清军在义和团的帮助下扳回一城的消息,促使慈禧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她下达了一道谕旨,命令全国总动员。然而与一般所认为的相反,这道谕旨并不是清政府的正式宣战,因为清政府从来没有向驻北京的公使们送交过具有这种功能的文件。

清廷收到那份最后通牒后,命令外国公使们离开中国。但因为通往天津的铁路已被切断,而义和团又使陆路变得危险,所以公使们决定留下,并急急忙忙地在使馆区外设置障碍。他们不得不依靠400多名可调动的士兵守卫。如果清军或义和团想要占领公使馆,或者干脆把公使们饿死,都是轻而易举的。而他们没有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恰如孔祥吉所说,当慈禧太后发现荣禄的报告夸大其词,而大沽炮台也已沦陷之后,她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她赶忙下令在使馆周围张贴公告,上面写着:“钦奉旨保护使馆。”

经过一场2万清军与1.2万名联军的艰苦对决之后,联军在7月15日占领了天津。一位老练的英国军官拿这次的天津战役与南非的布尔战争相比,指出:“获取这个中国城市所造成的伤亡,远比任何一次在南非的战争都要重得多。”在接下来的数周里,外国军队大量集结于天津,为进军北京做准备。等他们于8月14日到达北京时,发现这里已是一座被朝廷、官员和军队遗弃的城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是逃到山西太原,接着又继续往西,逃到了陕西西安。

事实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由一群怀着东方蔑视情结冲动指挥官们发动的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正是这种情结,让他们认为索求大沽口或者朝北京运送为数可观的军队不是战争行为。欧洲媒体激起了对来自殖民地的复仇的担忧,而善于煽动民心的政治人物,如德国威廉皇帝之流,则高声喧嚷:“正如千年前的匈奴(所做的)那样……愿德国的威名远播中国,让任何一个中国人自此不敢再斜视德国人。” 此外,打造帝国是一国雄风的体现,这一信念也是诱因。其中日本是领头者,要是没有它的军队,联军在天津的地位恐怕也不会牢靠。因日本之故,俄国也无法缺席,继而使英国也不得不参与;而对于拥有宏伟帝国梦想的德国来说,这同样是一个黄金时机。如此一来,所有的联军,即俄国、日本、英国、德国、奥匈帝国、荷兰、意大利和美国,一起打着保护文明的口号,占领了华北和北京。

模糊和矛盾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迫使像赫德和德璀琳这样的人必须选择什么是他们最想避免的。当赫德搬进使馆区时,他给总理衙门写信称:“我已经帮助中国征税40年了,照理我应该留在北京,因为我一直被以诚相待。”但他极为婉转地告知总理衙门的官员,他已经选择加入外国公使的队伍,因为“若所有公使都离开北京,我却依然留下,这会给中国增添麻烦”。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时,李鸿章的长期幕僚德璀琳也被点名。他曾与中国的达官显贵、英国投资者以及一位叫胡佛(Herbert Hoover)的美国矿业工程师交往密切,共同开发中国北方的铁路,并在秦皇岛建设新的港口。他为了保护中国同僚,而受到“搞两面派”的谴责。质疑他的声浪有增无减,以至于当八国联军占据天津后,拒绝把他纳入管理天津的委员会。正如津海关税务司杜德维所写,联军本可以利用德璀琳的广泛人脉,但他却被怀疑是一位已经“被(中国)本土化了的同胞”。

清朝官员也同样身处困难的局势之中,尤其是因为没有可靠的政策来引领他们。孔祥吉指出,这个混沌情况的产生有可能是因为慈禧太后给省政府官员发布过谕旨,告诉他们保卫各自的省份,且不要理睬来自北京的其他旨令。考虑到当时时局的变幻莫测,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减少因为压错宝而造成的损失。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共同支持之下,上海道台余联沅与驻上海各国领事商定了“保护东南章程九款”。这份章程提出,外国领事们要负责保护上海租界的安全,刘坤一和张之洞则负责维护长江流域各省份的秩序。这份章程让刘坤一和张之洞等人既能向清政府表明,他们正将外国武力排除到其辖区之外,同时也向领事们昭示,他们不与义和团同流。

当时担任江海关税务司的安格联频繁地与刘坤一会面。据安格联所述,每当出现与慈禧太后立场不同的谈话,刘坤一就会变得非常紧张。安格联得出结论,刘坤一的策略就是把外国人排除在他的辖区之外。曾在1900年执掌过金陵关一段时间的挪威籍帮办韩森(P.C.Hansson),他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官员对义和团的同情只有一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憎恨洋鬼子。”刘坤一因为害怕引来其他列强向辖区派来更多的军队,因此拒绝英国提供武力支持。就这一点,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也表示赞同。两广总督李鸿章拒绝宣布他所管辖的省份独立。赫德和李鸿章的关系在后者开始采取亲俄政策后就恶化了;赫德怀疑李鸿章想在俄国的扶持下成为新的皇帝。李鸿章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出任何可能会暴露其意图的行动。

税务司们也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不得不试着接受赫德有可能已经在拳乱中牺牲的可能性。事实上,有关赫德未经证实的死亡消息早在7月17日的《泰晤士报》上就发布过了。那则讣告愤怒地批评赫德“对他所效力对象的僵化的愚忠”,并批评他“只要碰到与中国有关的事务,都怀着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主观判断”。赫德死亡的谣言开始引发一系列的继位斗争。在上海,造册处税务司戴乐尔(F.E.Taylor)在驻上海的领事团和刘坤一的帮助下,成立了临时总税务司署。在英国,金登干和外交部则反对戴乐尔的举动。赫德后来对这件事情讥讽道:“在6月24日便安排我如何被取代,似乎有些操之过急了。”另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是,海关如同中国的命运,可能会依照区域被分割。在汉口,税务司何文德 (J.H.Hunt)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建立了亲密关系,据说此举是希望长江流域各省可以在张之洞的率领下独立。粤海关税务司庆丕则欣然同意李鸿章的提议,要两广地区的各关税务司向他报告,暂时照管起两广地区的关务。更年轻的安格联则表现出亲英倾向并效忠赫德。在北京被占领后,他催促赫德南下,建议他在英国势力范围的核心,即南京,来重建中国海关。虽然这个时期到处充满暗示性的动作和大量谣言,但没有人愿意亮出底牌。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不安的气氛进一步加重。步天津和其他华北地区后尘,北京城也失了秩序。八国联军对义和团的剿灭,往往伴随着整个村庄和城镇被化为焦土。赫德在9月8日给金登干的信上这样写着:“他们的政策应当是要恢复秩序和信任,劝诱人民把物品拿出来卖,而不是让恐怖主义成为日常状态(除了日本占领区以外),士兵们似乎只懂得抢掠和霸占。”正如他鄙视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行径一样,赫德对八国联军的行为感到不齿。他说:“ 所谓‘绝不宽待’的命令竟被翻译为‘对男人、女人、小孩都毫不留情’,只要他们是中国人。”前景变得危险和无法预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赫德的时刻

赫德在使馆解围以后,便马上给金登干写信,信中说:“我认为我会被用得着,在这个紧要关头,也只有三方交汇的我可以用。”正如景复朗所认为的,面对义和团拳乱所形成的灾难时,赫德把《圣经》中的某些段落当作是上帝直接传达给他的信息,要赫德在中国做工作。在拳乱结束后赫德写了一些文章,并将它们集结出版为《这些从秦国来》一书。在19世纪时有些人认为《圣经》中的秦国就是指中国,但是这个看法长期不被认可。总之,当金登干让他解释这个标题的意思时,赫德便指向那些段落。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知道的,赫德曾是一个十分虔诚信教的年轻人,相信上帝在不断地考验他,并让他随时处于准备状态。就在这个时候,赫德似乎可以判断:上帝让他一直为之待命的那个时刻已经来到了。

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年度历史图书选摘 - 4

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的赫德

赫德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促成谈判。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庆亲王奕劻身上。庆亲王在1884年继承了恭亲王,自那时起开始掌管总理衙门。然而,此刻即使他王府中的人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一个由日军保护的搜索队在北京城外发现了他,但他不愿挺身而出,声称患了腹泻,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因为恶劣天气的阻挠,加上等待谕旨的许可,他在9月4日才终于返回北京。

庆亲王和赫德在当日下午立刻会面。赫德为了处理义和团运动的后续事宜,先后写了很多备忘录,在与庆亲王见面时,赫德向其呈递的第一份备忘录中,希望他“可以充分理解这个议题中关于外国的一方”。庆亲王原以为自己需要做的只是向北京的居民和官员发布命令,要他们返回北京和各复其职。但赫德劝庆亲王打消这个念头,并告诉他,由于北京已被外国占领,所以实际上他无权这么做。如果他还像以前那样行使权力,他很可能就“会被逮捕,若非立即被监禁起来,就是被赶出城去”。赫德委婉地告诉他,现在就看他要不要鼓起勇气和八国联军的代表启动那不招人喜欢的谈判了。庆亲王认为,所谓赔款只是一笔用于修补一些教堂和领事馆建筑的“微不足道的金额”。面对庆亲王的无知,赫德认为在那个下午就让他醒悟过来是非明智之举。

在没有李鸿章的情况下,庆亲王拒绝做任何事。这时候的李鸿章刚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但他却刻意以刚好不至被指责违反谕旨的速度,缓慢向北京前行。他首先到上海与当地官员和领事们会面。到了9月中旬,他才搭乘一艘俄国邮船到达天津。然后在9月27日,他等来了瓦德西元帅 (Alfred von Waldersee),瓦德西已被任命为八国联军的总司令,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让中国在德国的威力下颤抖。但瓦德西的姗姗来迟却使他不能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他发起许多惩罚性的行动,来报复义和团成员,甚至是假想的义和团成员,这让事态回归日常变得更加困难。

李鸿章直到10月14日才到达北京。这段时间赫德也没闲着,他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的主要杂志上发表文章,谴责了联军的暴行,为义和团辩护,称他们的本质是爱国的。他还批判了传教士傲慢的伪善。在此基础上,他呼吁要对中国做出同情的对待,因为:“中国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强国”,“留些余地让未来的中国可以感谢我们,而不是向我们寻求报复”。赫德为庆亲王安排了汇丰银行的贷款、又与米商协商如何把食物运到北京,并向总理衙门建议议和的方式。他对清政府建言,要他们必须坦承包围使馆是个严重违反文明的行径。他起草了一份外交照会和条约的纲要,以便让李鸿章和庆亲王递交给联军。其中首先承诺立即惩罚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并提出一个可以处理所有被牵涉国的总协议;接下来如果情况需要,也可以就单一被牵涉国的问题进行个别协商。这份协议草稿包括清廷承认攻击领事馆是错误行为,并且许诺全面赔款。10月15日,即李鸿章到达北京的次日,两位清廷的全权大臣将这两份文书送交给了各国公使。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李鸿章和庆亲王把协议草稿递交给联军的前夕,英国和德国共同发表了门户开放政策只适用于“三八线”以南的声明,意即中国东北地区不包括在内。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不久,俄国公使格尔思 (M.N.de Giers)便离开北京,俄国军队则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俄国的这个举动使得谈判无法进行,并使其他国家也在考虑是否该有类似的举动。英德的宣言等于暗示接受俄国在东北的主导权,这让格尔思重返北京参与谈判。格尔思和李鸿章在同一时间到达北京,很难相信这只是个巧合。到了10月中旬,形势已经变得非常明朗,谈判所需的一切条件终于在北京汇齐,谈判可以开始了。

即便如此,仍存在着重要的障碍。德国要求谈判开始前,应先惩罚那些该对包围使馆负责的清朝官员。据赫德说:“这让所有朝廷大臣都深感恐惧。”高层官员和亲王们或被斩首,或被迫自杀,其速度让李鸿章也不禁感到疑惑,“如果他们照这样的速度如此快地消失掉,还有谁会留下来接受惩罚呢?”联军的残忍行径刺激了朝廷里的主战派。与慈禧太后关系密切、其子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的端亲王给所有总督和巡抚写信,命令他们做好准备:一旦冬天到来,大沽港口封冻,就再一次拿起武器。对联军而言,他们更喜欢强势下令,而不愿与清朝官员进行协商。

此外,联军在该对清朝提出何种要求的问题上也难以达成共识。从10月到圣诞节前夕,赫德在清朝全权大臣和外国公使之间来回穿梭。在圣诞夜,李鸿章和庆亲王终于得到召唤,外国公使们说只要清政府同意以下条件,就能重拾和平关系:拆去大沽炮台,联军可以继续在使馆和北京—天津铁路沿线驻扎,在有教民被杀害的地区暂缓科举,禁止武器进口,并支付赔款。赫德建议庆亲王和李鸿章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要提出任何反对,等到敲定条约细节的时候,再寻求机会修改联军要求。

也许赫德相信自己正在履行一个更高的使命,但他也在确保能照顾到海关。他非常担心海关将会被偿还债务所累,变得“像埃及一样,被放到国际共管之下”。赫德指的是1876年在埃及成立的国际公共债务委员会,这也是他为何会建议清朝和八国联军集体协商,并将赔款设计成单一的中国和八国之间的国家债务的原因。1901年10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规定赔款共计4.5亿海关两,分39年还清,每年还需追加剩余赔款的4%的利息,这意味着中国将要支付至少982238150海关两的赔款(根据条约签订时金银汇率计算)。《辛丑条约》规定庚子赔款除了以未预支的海关税收担保外,还应包括条约口岸附近的常关税收,以及盐务稽核所的税收。

赫德真心地认为,他在1900年的这片狼藉中,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某种正向的挽救:不仅和平恢复了,贸易也重获生机,而且迎来了改革的时刻。他在1901年2月充满热忱地告诉金登干:“皇太后现在接受了皇帝的观点,两人一起颁发了重要的变法诏书。”他自己也递交了许多备忘录来提供建议。其中包括对田赋的改良,他认为光是这一项就可以轻易提供两亿海关两白银。这不但能支持清政府支付赔款,而且可以重整军备,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官僚体系,等等。但清王朝积重难返,本可以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实行的改革政策,如今机遇已失。另外,由于海关权力大增,与列强对中国日益加深的掌控也紧紧相扣,这些都使它成了众矢之的。

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年度历史图书选摘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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